暑假我还没走进大学校园，就已经开始了解学校的社团了。
那时我也没仔细想过关于社团的事，但隐约在心中建立了两个原则：一是我要在社团真正学到东西；二是我不要成为一个说好话做舔狗的学妹。
我看到了校报20周年的新闻，看到了校报的刊号。我想：我可以试一试。
开学之后，我在宿舍遇见了校报来扫楼的学姐，她给我看最新一期的校报和杂志，她说可以送给我。
我闻到那份校报有着报纸的专属味道，我还看到了责任编辑的名字和每篇文章下的作者署名。心里油然一份向往，是向往有一天，也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成为一份抹不去的记录，也为文字找到一份归宿。
之后偶然的机会，我又领到了一份广播台的报名表。因为心中一直有个执念，不想要只做文字背后的主人，还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将文字诠释出来。所以我那时更想去广播台播音部。
同时还不忍心搁下自己擅长的写作，心中衡量着以自己的条件未必进的去播音部，但去校报的几率就大多了。干脆交了两份报名表，一个不成还有一个兜着，不至于到头来一场空。
后来，我才知道广播台和校报都是学校“四大媒体”的一份子，算得上兄弟社团，办公室都挨在一起。虽说它们的社团内部制服不尽相同，但严肃认真的风格却很相似。
校报复试的时候我面前有十个面试官，三分钟口头作文和才艺展示结束后，就开始十分紧凑的提问题，之后还有模拟采访环节。整场面试结束走出来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面试时都说了什么全然不知道了，只知道自己的紧张和局促。
不巧，广播台的面试也是这个时候，我调头去旁边的办公室等待广播台面试，领了一份绕口令，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朗诵段落。
一齐进去4个人，坐在六位面试官对面，挨个读绕口令紧接着朗诵，之后要认读易错字音，并一一回答面试官问题。
那天我回到宿舍，只想摊着，脑海里全是学姐严肃的口吻和自己当时的窘迫。
两场面试都通过是我没想到的。至此我半年的社团奔波之路就开始了。
广播台每周11档节目，播音部要求每个节目都必须来办公室跟播。中午下课就跑来广播台，和几十人挤在办公室里。节目结束，播音部的人要留下来训练，练最基础的发声和气息。学长学姐每天都会检查、指出问题。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也该去上课了，对，只要下午第一节有课，我是没时间吃饭的。
晚上的节目在5点15分，下了课就疯狂跑去广播台，节目结束之后照例是训练，晚上的时间会更久一些，晚上七点之后才能结束。
我们要对每天的节目进行总结，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提出来每个节目中的进步和失误。例会上还会对日常训练结果进行抽查，两个小时的例会我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里，按要求挺直腰背，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还一直默默祈祷不要抽到我。因为几乎没人能达到要求，达不到要求的结果就是被对面的学长学姐一顿狠批。
他们只是早我一届或两届，为何我要任由他们如此不尊重地对待。也许是我一开始就认定了他们的身份在我之上，更多的原因是他们的确在每天的节目中完成地很出色，是我短时间内企及不到的水准。我喜欢他们的声音和处理方法，认可并向往他们的能力，所以按要求完成。
广播台的考核是残酷的，50个人最后最多留下5人，共三轮考核，一次比一次折磨。我记得第二轮考核过后，我难过地坐在校园的长椅上喝酒，不是怕自己留不下，只是为自己明明努力却达不到目标的难过。即便过程很折磨，都没有想过主动离开，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大半的人自己选择离开了。
两轮考核后剩下的十个人每天早上六点半在湖边集合，进行一个小时的练声，12月的北方城市，湖面结的冰都能承载人的重量。我们冻得在湖边直跺脚，也少有抱怨。
那时候校报的考核要求也同样残酷，我加入的采编部要求是完成三篇消息稿、一篇通讯稿、四篇文艺稿。数目不多，能达到标准却不容易。采访活动后，48小时内成稿，之后就是一遍一遍地找前辈改文章，要求是每篇必须手写且不能有一处错字和批画痕迹，最后通过三个前辈的几十次批改，拿到三个前辈的签名，才算一篇文章合格。
我只记得我用光了好多本稿纸。
在两个社团中间我平衡地并不好，后期广播台的任务完成地不尽人意，校报的稿件也一直在拖延。有时想到一筹莫展，但躺在床上就能立刻入睡，那时候睡得太少了。
两个社团都是我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也从未后悔过。先前两个墨守的原则也在，我的确学到了东西，也一直坚信即便是在社团，也要靠实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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