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国霖
小时候，队房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队房即生产队的队部、相当于现在村社的办公活动场所）。一年四季里队房是全村的中枢，指挥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号令全在这里布署实施，开会、学报纸文件、记工分、年终分红都离不开这里。儿时的我们更喜欢这里的打谷场面、车筒子、牲口圈棚等，因为那是开心追闹嬉戏的场所，也是期盼着演电影的唯一场地。
队房的记忆总是那些深深落在心底的趣事。记得生产队里买了一台收音机，这可是一个稀罕东西，六十年代末的农村很少见到。大家在队房的大炕上围着看、围着听，有的说这是洋戏匣子、有的纠正说是收音机，争论中围笼过来看稀罕的人越来越多了，屋子里已塞满了人。最后队长干脆把收音机搬在队房对面的山坡上，那嘹亮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山村的夜。“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郭兰英的歌声从此嵌入心灵，我们一群孩儿认定那匣子里一定有小铜人人在里面说唱，爬上半坡腰试图让大人打开后盖看个究竟，但被拒绝了。好奇心趋使我们在大人们出地头劳动时，偷偷的在队房打开了那个收音机后盖，原来就一堆大小不等的圆管子（后来明白了是二极管、三极管等）和一个大喇叭。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后来家家柜子上都摆上了收音机，有大有小还有手里握着的、兜里装着的。村里招集开会也不用挨家挨户通知了，因为家家又安上了有线压电陶瓷喇叭，队房里的三用机（多功能收音机）一吼，坐在炕头都能听到，再对着喇叭喊，队房的三用机还能听到回话。儿时的我们在各自家里对着喇叭喊几声便能约好出去玩。
队房的乐趣很多，夏天我们中午不回家都在车筒子里的车上睡觉午休，目的是乘大人不注意把两个车的车辕架在一起，玩起了四轮飞车，从队房门前的坡顶小道上飞驰而下。自然胆大、力壮的把辕主驾、其它的乘坐兜风，那个爽就嫑提了。一次拐弯急了，车翻在了路下面，好在人未伤着，此事每每回想起来后怕了半辈子，因为车的底板上全插着准备去割草的镰刀……。到了秋天打谷场面更是另一番快乐的天地，围着草垛玩打仗、捉迷藏闹到晚上也不愿回家。有时还跟大人在牲口圈棚内学着铡草喂牲口、并吆喝着到凉泉渠边饮牲口。那时生产队里秋收的粮食在场面上碾晒后堆成一个大圆锥体，生产队会计会在粮堆上扣上一个用木头刻下凹痕的“公粮”二字作印记。那两个字的庄严神圣至今难忘，每当粮堆上有了这两个字我们在场面的游戏活动就结束了，因为如果追逐破坏了公粮上的印记是会被惩罚的。
那个时代，我们上小学看的小人书和看电影，大都是打仗的和抓特务的故事。总觉的社会上有特务会来队里探听秘密和搞坏事。我们年龄小小的一帮男孩就自发组织了一个儿童团，并在队房四周站岗放哨。红领巾做为儿童团标志已远远不够，为了更象一回事、也许是学小人书里的故事，后来到不远的供销社买了几杆红缨枪（实际是演戏用的道具）武装起了我们的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着实让我们神气、威风，但在大人们眼里我们就是另类的一种跳皮捣蛋、从来不屑一顾……。
生产队在当时的人民公社是最底层的核算单位，劳动出勤按体力记工分。每到年底队房那张大桌子上的算盘被会计拔的清脆响亮，分红很快就出来了，好年头一个工分能分一毛把半，年景不好也就几分钱，一个壮年人一天也就一个工分。小孩参加集体劳动最多也就半个工，有时我们的劳动从数量上比和大人一样多，但记分员还是记半工，一场争吵有时也就不可避免了……。少儿时的烦恼不会长久，往往因一场愉快的劳动竞技或嬉戏而冲淡，记得收割庄稼领头打扎捆个子的桔杆绳，必须比其他人速度快，镰刀在脚下挥动，向前推进一段就得用手拔几颗庄稼杆，把根部拧在一块再打结铺在地上，后面收割庄稼的人便把庄稼桔杆整齐放在上面。打头的人们憋足劲争先往前冲，田野里形成一个个“燕”阵在追逐，早到了地头的还助人为乐，为落的远的悄悄割一段庄稼。
生产队最幸福的事是每年秋后杀羊宰牛，除了能分到每家每户应得的份子肉外，有时还能在队房集体聚餐，每当这时，我们便拿着碗筷早早站在队房的下风向，闻从大锅里散发出的炖肉味。在生活不富裕的日子吃肉是一种奢望，闻着香的流口水、吃着香的三日不知五谷杂陈，从那时便留下了一生味觉的最美回忆！
后来到城里上学的我们，考上了中专、大学，毕业后又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从此与生产队的农活告别了。改革以来农村包产到户，队房已没有了利用的价值，青年人进城打工，昔日的乡村生机不在。当我们带妻儿回到曾经梦绕魂牵的故乡，那儿时视为乐园的队房只留下了一片残垣断壁，打谷场面荒草丛生，人迹罕至，一切只能在回忆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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