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博居然见到余世存，便关注了。记得读书看过余著《非常道》，此书体例古朴，颇有明清笔记遗风。余君出身名校，书中所记人与事，自然高人一等。不过，仔细翻检，大抵不出名士风范之窠臼。
余生也晚，书中所记晚清民国诸事，早已不能耳闻目睹。不过，书中也多有记录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遇的苦难。按理来讲，吾辈出生之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理应多少有些印象，只是父母也乃平常人物，讲起那段历史并没有多少故事，反倒是说起“四清”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来记忆深刻。
“文革”中常见刑罚便为劳动改造，余君书中也多有记载，《命运》第二十二则里记有钱钟书和吴晓铃在干校烧开水一事。后人忆起，人云亦云，“文革”几乎也成套语。最让自己惊异的是一位农民的话，那是多年前读贾平凹的小说，书中一农民讲：“啥，他们（知识分子）下乡劳动叫劳改，那我们在这里种了几十年的地那算啥！”
殊为可惜，这等鲜活民间话语余君没有采用，可见写书者有局限，读书者也有误信，后来“真相”大约也只存在书中了。劳动改造的始作涌者为毛泽东，他如何想出这般主意，无人能知，不过能揣测到毛决心改造知识分子的“人性”。
王元化指出毛氏改造人性的思想，也不是来自传统，“很可能来自从苏联理论界传入的有关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卢梭立论的诠释和实践” 。（《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抛开对误，也算一家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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