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又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额……利润又分裂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性达到顶点。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获得收入，是不道德的。”
※分析：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一致认为利息是由利润决定的，但马克思更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利息也是剩余价值创造的——“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这两个部分作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所采取的形式”。（注1）
1.贷款生息不道德是小生产者的观点。
小生产时代由于货币流通缓慢，对流通货币的需求不强烈，人们更看重实物财富。所以一般是不允许贷款收息的，如《圣经》、《古兰经》都禁止收息。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金的短缺使资金放贷成为必要。钱财作为所有者的物，贷款就如同物的租赁一样，所有者是可以收取使用费的。
2.过高的贷款利息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经济的。
过高的利息意味着旧的财富使用费过高，会导致利润的减少，新创造的部分财富以利息的形式，从劳动者的手里流向旧的财富占有者的手里，从而滋生出食利阶层。
为了防止重利盘剥生产者或为了追逐贷款放弃道德底线，国家往往规定法定利息率来调节利息率。
“法定利息率应略略高于最低利息率，但不应过于较高。否则，就有大部分借贷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空谋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一类人，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所以，不敢和他们竞争。但，钱在诚实人手上，是稳当得多。”（注2）
3.银行的高利润是不道德的。
理论上，银行利润来源应该是两种途径：（1）作为储户存款的保管者，收取存款保管费用；（2）收取存贷款所形成的息差。
但现实中银行不收取存款的保管费，它的利润来源主要是靠息差。银行高利润就意味着贷款利息高，可收取的息差大，在贷款人创造的利润中占的比例大。银行自然就过多的获取了社会财富。
银行作为社会财富的保管者，集中他人的财富贷给财富的创造者，通过收取息差再次占有创造的新财富，这种利润的实现过程完全寄生在了劳动者的身上，被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注3）
所以，降低银行利润不仅意味着降低资金成本，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银行界对社会的剥削程度，还财富于劳动者，树立劳动的正义性。
四、“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而供给似乎就会兴奋起来；只要市场上供给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急剧下跌，因而需求又被激起。
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
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
※分析：
是恩格斯第一次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盲目和自发的作用形式，并且预示由于危机的一次一次加深，无产者的人数会显著地增加，“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
虽然恩格斯以后承认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起革命的观点过分乐观了，但是不能否认，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积极的福利政策化解经济危机和贫富矛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
※分析：
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盲目性，那么实现生产计划性就能克服竞争带来的危机。
“他所谈到的东西包含着科学共产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茁壮的根苗，而恩格斯确实是第一个发掘出这些根苗的人。”（注4）
六、“土地占有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占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
※分析：
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状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荒谬性：劳动创造财富，是财富的源泉，但劳动者反而得到的财富最少。
劳动者得到的财富最少的原因是与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相比，劳动者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没有地租和利息，只有靠劳动才能生存。
资本的社会自然就产生这样一种状况：创造财富的人是最贫穷、最没有力量的人。面对“最光荣的人”的辛苦劳作和破衣烂衫，人们会对创造财富的人嗤之以鼻，而对坐享财富的人奴颜婢膝。
基于土地和资本带来的收入主要是靠身份继承关系实现的，身份继承和世袭制的实质是一样的，是基于血统的特权，反映了人对短缺资源从无序抢夺过渡到了有规则的霸占。但，这是对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机会均等的否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承认收入分配的多元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由于收入是人们生存的保证，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不能保证“按劳分配为主题”，就无法限制剥削和压迫，加剧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异化。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和废除继承权来防止贫富分化。
今天，这两项政策已被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广泛采用，如瑞典、丹麦、加拿大，开征高额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引导人们树立劳动光荣，食利可耻的思想，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幸福，而不是抱着“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理想，靠着“我爸是李刚”来生活。
七、“每一个工人必定能够生产出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社会必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该认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会向往的礼物。”
※分析：
如果社会能够给予占社会绝对多数的人口和生活在最地层的工人“他所必需的一切”，就是给予一切社会成员“他所必需的一切”，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
劳动者的大家庭是一旦成为“社会向往的礼物”，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初步实现。
和马克思从哲学角度不同，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论述给予最贫困者必需的一切来实现人类的解放，
注1：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三卷，第427页。
注2：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译林出版社，第309页。
注3：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三卷，第442页。
注4：《马克思传》，弗·梅林著，人民出版社，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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