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温和而坚韧的老太太，一对相知相偎的夫妻，一个充盈爱的家庭，彼此默契地将琐碎做调料，津津有味地生活着。他们活出的是清欢，是温暖，是情趣，更是风骨。幸福的生活从来都简单，单纯的人相处起来更多欢乐。
杨先生与钱钟书，还有女儿钱瑗，三个人的故事浓缩在这并不厚的一本书里，朴实无华，简洁道来。今人看来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到了杨先生的笔下如话家常，不见波澜。在一个世事洞明的老者眼里，一切都不过是平常，诸事法自然。
杨先生，一位内心真正强大的学者。读着先生的文章，共鸣处如哽在喉，然而先生笔调依旧平和委婉，“不悲不喜，就在那里。”正因历经悲喜而不见悲喜，才令人格外感到其背后的大悲大喜与淡定从容，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沉浸在杨先生的述说中，倾听，遐想……
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彼此尊重，互相欣赏，论才学与地位，杨绛先生丝毫不在钱钟书之下，但她像一艘承载千钧的航船，满载一家人的欢乐与趣味，平稳而柔和地执著前行。钱钟书先生赞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不无道理，在他的心中眼中，杨先生是多么温暖而智慧的伴侣啊！
杨先生与钱钟书热爱美丽的生命。在社会的某一段时期，他们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但是，即便若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文化大革命”时，遭人以莫须有的公案诬陷。钱钟书安慰忧虑的杨绛先生：“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这激发了杨先生的智慧，杨先生在书中说：我觉得媒孽者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田园”。钱钟书的遭遇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苏轼，才华横溢，屡遭贬谪，却在被流放期间，为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流传于世。而钱钟书先生由于善偷时间在学问上有建树，后来几经推辞，还是被乔木同志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任命为社科院副院长。杨绛先生说：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向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钱钟书与杨绛先生在迫害中彼此安慰扶持的态度令人敬仰。
钱钟书先生虽然在生活琐事上得杨绛先生照应更多些，但在才华和人格上自有杨先生欣赏之处，杨先生懂他更坚定不移地拥护他。在钱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当时谁敢指出伟人的错误？徐永瑛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钱先生坚持真理，不因其他而低头求全，在当时可不是“狂傲”吗？然而，杨先生欣赏的便是这狂傲背后作为学者的原则与勇气。
钱钟书写的《管锥编》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成的，当时红卫兵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是不容许的。钱钟书不用白话而用艰深的文言，干脆叫他们看不懂。杨先生说：“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特别欣赏杨先生这段话：“‘嘤其鸣兮，求其友声。’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一代学者的风骨掷地有声！
杨先生本是一个弱女子，但她并不懦弱。杨绛先生常说自己是三人中胆儿最小的，怕黑，甚至女儿钱瑗都比自己胆子大，有时会照顾保护自己。但在“三反”运动中，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她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这对杨先生一家是‘触及灵魂’的。杨先生自嘲而幽默地说：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这是多么委婉而辛辣的讽刺啊！在杨先生眼中，想象中的“鬼”远没有现实中的一些“人”可怕，所以她变得无比坚强。
然而先生自有柔软处，时时都能感受到她的家中充满爱的温馨。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来说，即便上天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三反”期间，杨绛先生一家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从书籍与自然中寻求生活和生命的乐趣。她把每次走向大自然称为“探险”，也就是这段时间一家人得以尽享天伦之乐，生活之趣，读书之获。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热爱生活的人，处处皆情趣。
女儿钱瑗是二老的宝贝，也是他们一生最得意作品，杨先生与钱先生都为之骄傲。钱瑗在父母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亲自登门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朋友。经过不懈努力，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家。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杨先生虽居陋室，心却安适。
情最柔处寒亦暖，文至淡处品自高。“我们仨”，人同其文，恬淡温馨，却怀瑾握瑜，不折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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