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总是集中展示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争斗，将中共的抗争之艰苦卓绝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对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着墨不多，似乎那不过只是狗咬狗而已。其实蒋与国民党内反蒋派的角逐同样十分精彩。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亡灵。他们也就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四个男人。蒋介石想要统一中国，势必要消灭其他三人。而冯阎李三人也是杀场上拼杀出来的枭雄，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大战，也就不可避免。如果把蒋冯阎桂这四大政治集团看成同一行业内四家相互竞争的企业，那么他们的兴衰成败无疑对今人启示良多。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民国版《权力的游戏》。
一、蒋介石的取舍
就如同上文的蒋介石在日本入侵后面临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的取舍一样，新军阀混战时的蒋同样要面对先打哪一个的取舍，（取舍其实就是决策的方案选择，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领袖的基本功就是善断）而他的选择是——先打李宗仁，再战冯玉祥。
为蒋提供这个决策方案的就是足智多谋、目光犀利的政学系大佬杨永泰。这就涉及到了领导者的另一个基本功——会用人。用唐德纲的话来说，杨永泰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
其实像杨永泰这样的人历史上有很多，曹操身边的郭嘉，雍正身边的邬思道、刘邦身边的张良、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等等。特别是刘伯温，朱元璋在占据南京后面临同蒋介石相同的境遇——西边的陈友谅和东边的张士诚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刘伯温给他提供的方案就是先打陈友谅，后战张士诚。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一双能够洞察人心的双眼。《雍正王朝》中，邬思道总能在密云不雨的迷局中条缕分析，让雍正豁然开朗。而官渡之战前郭嘉为曹操打气的“十胜论”简直可以说看透了袁绍的五脏六腑。
二、冯玉祥的软肋
同样道理，杨永泰也看透了冯李二人的“五脏六腑”。他之所以为蒋介石提出“先李后冯”的方案是因为在他看来，李宗仁是比冯玉祥可怕100倍的对手。冯玉祥的优点李宗仁都有，而冯玉祥的缺点，李宗仁却一个都没有。如果先打李宗仁，冯玉祥肯定袖手旁观，以为自己能坐收渔翁之利。而如果先打冯玉祥，李宗仁必定会在背后捅蒋一刀。刘伯温的决策依据也是如此，陈友谅相当于李宗仁，而张士诚则类似冯玉祥。
这里就要说到冯玉祥是个怎样的人了，冯玉祥天生就是一个投机者，堪称”民国吕布”，不折不扣的三姓家奴。他在1924年靠北京政变一飞冲天，成为当时谁也无法忽视的实力人物。而北京政变恰恰是建立在出卖老长官吴佩孚的基础上的，吴佩孚到死都没有原谅冯。这也是西北军这个企业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的原罪。
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始人的性格，领军人物如此反复无常，上行下效，底下人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日后其麾下大将韩复榘背叛冯甘棠东进时也不会有什么道德压力。冯在得知韩出走的消息后方寸大乱，气得反复抽自己的嘴巴子。他总算也尝到被手下人背叛的滋味了。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所以笔者在这也奉劝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最好能够忠于自己的上司。原因很简单，你对上司不忠诚，却想要下属对你忠诚，可能吗？
无独有偶，2004年曾经在股市上红极一时的“德隆系”土崩瓦解。应该说唐氏兄弟产业整合的想法并没有错，他们也确实是想做点事情。德隆之所以崩溃与他们的出身有很大关系。由于他们是靠金融资本发的财，缺乏做产业所需的产业能力（因为做金融，做产业，或者做流通，彼此所需的思维模式和背景手段是完全不同的）。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操作实业需要的专业管理团队。这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花高薪请来就行。请来固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些职业经理人发现老板在这方面是个"菜鸟"，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吃里扒外，而且不脸红--反正老板的钱也是来路不正，我这叫劫富济贫。
至于李宗仁，则又是一番光景。李是民国历史上少见的完全从底层打拼出来的风云人物，一个天生的老大。其实要论个人素质，他完全不输给蒋介石，可惜起点太低，只能屈居蒋之下。就算如此，一直到49年蒋兵败大陆，也一直没能吃掉桂系，最后还被李抢到了代总统的大位（上一篇提到过），与冯玉祥的中道崩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桂系在北伐战争中的扩张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从镇南关一直打到山海关，成为蒋的头号心腹大患。但其弱点亦显而易见，扩张太快，根基不稳，并且内部的组织人事关系随着地盘的扩张没有协调好，存在矛盾。因此蒋介石必须迅速出手将其在真正发展壮大前予以扼杀。
三、中原大战的结局
后来局势的发展与杨永泰的预料分毫不差，当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湖北激战之时，冯玉祥果然命令韩复榘作壁上观。而当蒋介石用九段高手的智慧如风卷残云般席卷桂系之后，他再想保持中立，为时已晚。后来经过韩复榘背叛的打击，又被阎锡山软禁。恢复自由后投入自己全部的家底孤注一掷同蒋介石在中原决战，最后却落得个一败涂地的结局。名震一时的西北军也就此土崩瓦解。
中原大战可以说是蒋介石雄图霸业的最后一战，此役过后，蒋在国内基本已没有对手（不算潜在的中共）。这次大战可以说是蒋一人与所有反蒋派（胡汉民除外）之间的最终对决。战争的结果也出乎很多人意料，阎锡山李宗仁虽然也战败，但他们的根据地还在，班底还在，依然可以在日后的民国政坛上呼风唤雨。只有冯玉祥输的倾家荡产，再无翻身的机会。那么，何以如此？除了前面提到的原罪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冯玉祥之所以输的如此之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冯忽略了是建立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中心地盘。阎锡山有山西，李宗仁有广西，冯玉祥应该有陕西，然而，冯玉祥却缺乏这个观念，只想到胜利了将如何如何，没想到失败了应该有个退守之地，而没有以足够的兵力保证退路的畅通，以致绝大部分兵力回不了陕西。没有巩固的地盘，部队没有集结固守之地，也就失去了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起码条件，只能任凭蒋介石随意处置了。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派人去兰州见青海省主席、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连仲，要他的部队立刻出潼关，把青海交给本地人管理，“打下南京，然后改组中央政府”云云。当时，孙连仲就提出异议，“假如打不过去，后方安定，还可以退回来，如果像这样的折腾，结果把所有的部队都折腾散了。”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孙连仲所料，在中原大战接近尾声之时，蒋介石派在当地人脉深厚的陕西人杨虎城率部回师陕西，攻击冯军宋哲元部于洛阳一带，并占领潼关，截断了西北军向后方的退路。蒋介石的这手釜底抽薪狠辣之极，可以说是压倒西北军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冯玉祥家长式的带兵作风无法留住高级人才，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看作一个大家庭，而他则是“家长”，一手以恩感人，一手以威服人。如何“以威服人”呢？冯玉祥的方式是打军棍。只要是没认真执行他的指令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冯的军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情，骂是爱，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军校出身的军官就受不了这种“考验”。冯曾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一打就漫天飞”。所以，凡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绝对不让他们掌握兵权。
而反观阎锡山，阎本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晋军的高级将领多是军事学校毕业的，而冯部的高级将领多是行伍出身的，由于知识高低、素质优劣的差别，其结果自然大大不同。冯部将领何基沣很有感慨地说：“冯先生净用兔子来驾辕，早晚非倒霉不可。”北方农民有句谚语说：“兔子若能驾辕，谁还花几百块钱买骡子！”何基沣这个预言，后来竟不幸而中。
西北军的兴衰史对于今天的大型企业集团运营者无疑启示良多。军阀的根据地就如同一家公司的主业，主业根基不牢何谈对外扩张呢？史玉柱的教训殷鉴不远。高级人才的重要性更不用说，企业经营者不要相信王健林“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那样的屁话，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万达内部那么多招聘岗位为什么要求博士硕士呢？
补记：由杨永泰的结局看一个组织的兴衰
如前所述，杨永泰可以说是蒋介石霸业路上的重要推手和智囊。如果没有这位“当代卧龙”的运筹帷幄，蒋不会在两年之内就荡平群雄。反蒋阵营中就没有杨永泰这样的超级人才，无论是阎锡山集团的赵戴文还是冯玉祥集团的石敬亭都不如他。不仅如此，他还是将中共赶出江西，被迫“长征”的最大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党国精英竟然于1936年10月25日在汉口被刺身亡，令人唏嘘不已。
刺杀案的真凶是谁到今天依然迷雾重重，但可以肯定的是杨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倾轧的牺牲品。由此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的组织机制当时已经出现了问题，竟然将自己的精英人物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淘汰出局。在一个政党内部当争权夺利已经成为常态时，它又如何敌得过另一个用理想主义武装起来的朝气勃勃的政党呢？虽然国民党在1949年才被逐出大陆，但在1936年其生命之火就已经开始熄灭了。
大多数人在观察评判历史和当下时局的时候，往往将个人放在很突出的地位而忽视了组织的作用。举个例子，人们都说是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不错，戈尔巴乔夫的确书生气十足，是个出色的政治理论家，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缺乏审时度势和决断力。但又是谁将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书呆子送上总书记的高位呢？难道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吗？所以与其指责戈尔巴乔夫，不如反思当时苏联已经高度僵化、濒于死亡的体制。
再举个例子，提起赵括，人们往往想起“纸上谈兵”四个字，但又是谁将这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任命为将军的呢——赵孝成王。这个愚蠢的赵王甚至在赵括母亲的苦苦劝谏之下依然一意孤行，其实他才是那个应该为40万赵军之死真正负责的人。所以，衡量一个组织是否健康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能够设计出一个相对完美的机制让人才和庸才有序流动。这样才能不断激发创造力，生机勃勃——这也算是杨永泰之死给今人的一些启示吧。^_^
�ؙ��A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