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冯小刚称作“黎叔”的张黎执导的《少帅》作为东方卫视的开年大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也很喜欢看。追这部剧的原因有二：首先，张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导演，他的作品一向以雄浑厚重，制作精良著称，从03年的《走向共和》开始，他执导的剧集我基本部部不落；
其次，作为东北人，对同为东北人的张学良也有一种微妙的情感。记得01年10月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还在上大三。当时911刚过，全世界还围绕在一片“反恐”、“围剿本拉登”的氛围中，因此张去世的新闻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反响。那时我就在想，如果将来有机会去夏威夷，一定要去张氏夫妇的墓地看看。
不过，同样在我看来，张学良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富二代的反面教材——将他老爹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败的干干净净。这里固然有时势的因素，但他本人个人能力的低下和不成熟也应负主要责任。就像学者余世存在《浊世公子成人难》(选自《中国男》一书）中写的那样：他自称风流，实则是欲望的泛滥、孩子气任性或青春的身体无边界地寻找刺激。他一生都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直到晚年，在基督的怀抱里，他的人生边界也只有女人、记忆中的故土而已。事实上，张学良的孩子心性使得他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成年人的游戏，他掺和不了。
回到现实，如果说在公司的日常运营方面中国人还要向西方的德鲁克等管理大师学习的话，那么在创始人交接班方面，则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我们完全可以把今天的家族企业看成一个政权或者政治集团的缩影。梁启超说得好，什么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家谱罢了。权力传承的智慧，那里面写得已经非常详细了。
而当下，距离1984中国公司元年也已经过去了30多年，随着创始人的渐渐老去，未来若干年必然会掀起一轮又一轮企业交接班的浪潮。可以说富二代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舆论抛到风口浪尖上过。下面这个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因此，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张学良跌宕的人生经历对创业者或者马上要从父辈手中接过权柄的“创二代”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在我看来，张学良的失误首先在于他缺乏领袖才干，成熟的领导者从不预设敌人，而是会团结大多数。就算有反对自己的人也会用太极推手将其消解于无形。在这方面我非常推崇毛泽东，他对待政治上的对手从来不会用肉体消灭这样最粗暴、最愚蠢、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做法。王明当初挟共产国际的威风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以为最高领袖非他莫属。但经过整风运动一番暴风骤雨式的洗礼，立刻俯首帖耳，高呼《学习毛泽东》。
反观张学良，他的政治段位照比毛泽东实在差得太远，如果毛泽东是博士，那张学良则小学都没毕业，他连给毛泽东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张学良政治上的低能在他如何对待杨宇霆这件事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不但在奉军内部，放眼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是一等一的军政奇才，可以说他是一匹烈马，虽然性情暴躁，但是日行千里。但可惜的是，张学良却缺乏足够的力量，也没有高超的技术，无法驾驭这匹烈马。诛杀杨宇霆体现了他在处理复杂局面时的任性和笨拙，在奉系用人之际因一己私而痛下杀手只能使亲痛仇快。而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奉系走向覆亡的开端。从此人心涣散，再无人肯为张家用命。
顺便说一句，在21世纪的今天，有一个人的举动和张学良诛杀杨宇霆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东邻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诛杀自己的姑父元老派领军人物张成泽。张成泽事发后，很多人把金正恩此举看成是康熙除鳌拜的翻版，称赞其狠辣果决。我的想法却完全相反，我觉得它更像是张学良诛杀杨宇霆的翻版。
除鳌拜体现了康熙的自信和从容，而杀杨宇霆和张成泽则可以窥见张学良金正恩二人骨子里的胆怯和惶恐。如果说杀杨宇霆是奉系走向崩溃的起点，那么若将来金家王朝土崩瓦解，根源则完全可以追溯到张成泽之死。当然，金氏政权能维持多久并不取决于其自身，而是要归结于东北亚力量格局的对比和中国的态度，而这是国际政治领域内的话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
除了缺乏领袖才干，张学良的另一大失误是没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班底和团队。曾国藩说过：成大事以找替手为先，而张学良却长期以来都没能在奉系内部培养出一个能服众的二号人物。其实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就是郭松龄，可惜后来……电视剧里讲了，不用我多说。至于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张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将奉军事务委托给于学忠更是极大的败笔。于学忠原本是吴佩孚麾下的将领，投奉的时间很短，在奉军基层官兵中更是毫无根基。因此东北军在张学良被囚禁后注定要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日后的土崩瓦解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当下的中国商界，因为创始人失去自由而导致企业崩盘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曾经风光无比的德隆和格林柯尔都是在创始人被司法机关控制的情况下从天堂跌落谷底，企业破产清算，资产被强制瓜分……并购专家王巍为此专门写过一本书，就叫《崩溃》。而失去了徐明的实德集团命运会如何现在还很难说。
这些年只有两家企业摆脱了这一命运，一个是创维，一个是国美。04年底，创维集团老总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羁押，随后被判入狱。但创维的品牌非但没有陨落，相反却在以张学斌为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带领下顺利渡过难关，以至于09年黄宏生出狱时，迎接他的是一张非常漂亮的业绩报表。黄宏生缺位这五年创维欲火重生的过程完全可以作为案例写进商学院的教材, 张学斌团队为大陆并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赢得了尊严。与创维相比，国美的故事显然要复杂的多，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或许张学良没有想到自己仅仅36岁就走下神坛，没来得及培养接班人。但就像人们经常说的：没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黄宏生也没有想到突然会遭到廉政公署的“虎山行行动”，有些事真的是越早着手准备越好。对于接班人来说，建立自己的团队是在“潜龙在渊”的时候就该进行的一件事。浙江方太厨具的少帅茅忠群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的同学中间物色帮手了。
当然，建立自己的班底是一回事，如何用自己的团队取代老臣，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又是一回事。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柳传志。这两个人完美地诠释了“老谋深算”这四个字的含义。
先说邓小平，当邓在1979年执掌中共最高权力的时候，已是75岁，而包括薄一波习仲勋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官都已高龄。邓小平想要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让赵紫阳等少壮派中坚力量上台，就势必要让那些老同志退下来。而当时中共内部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并且很多老干部在文革十年中大多“靠边站”，文革结束后好不容易才又重新掌握权力，心里当然不情愿退下来。邓小平深知这件事急不得，就设计了一项制度——在中央和省一级地方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让老同志不必马上退休，而是在顾问委员会的位置上继续发挥余热，对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最大程度地降低元老派失去权力的失落感。
如果说邓小平的顾问委员会是在精神上降低权力过渡的阻力的话，那么柳传志的做法的闪光点则是在物质上。1994年，联想集团同样要面对世代交替的问题，曾茂朝、李勤等元老必须要离开一线管理岗位以便给杨元庆郭为等年轻一代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但曾李等人把人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联想，让他们“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哪怕是在心理上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柳传志亲自出面同联想的大股东中科院谈判，为元老们争取了联想集团35%股权的分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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