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关于“将有圣人降世”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着，且拉来了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家的“背书”，可谓煞有介事。是否“历史戏剧”真会安排一位被人们认为是“圣人”的人进入历史扮演角色，我姑且悬置之。不过，至少那种等着某个“圣人”救世的想法，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因为倘若最终没有某个可辨识的“圣人”出现、或出现又被否定了（这种事情二十世纪发生过，克里希那穆提就被认为是这样的“圣人”，但被他自己否定了。），那么，某些人的预期也就落空了。人们会说那些预言都是“假的”。但事情的真相可能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将我们身处的现实看做一出由某些极少数的“主角”主导、而芸芸大众盲目跟从的“戏剧”本身可能就是错误的。“戏剧”的主角，并非“戏剧”的编剧。人类历史，诚然可能出自某些“超验势力”的“编程”，但到这历史的“戏剧中”扮演角色的人物，都不是“历史戏剧”的主导者。毋宁说，他们也不过是这“编程”的一个环节而已。
爱看电视剧的人会对一般电视剧的套路很熟，对电视剧的剧情的走向总会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因此，没有被播放的剧情也不是全然未知的。换言之，历史过程，犹如一项开放的实验，没有人能主导这项试验将会呈现的效果，因为将会呈现的效果，是参与其中的诸环节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某种“情节”密集而激烈的出现在当前的剧情中时，敏感或不太迟钝的人们就会意识到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了。
打一个比方：在现实的“剧本”中，一个人病得很重，人们就会意识到，医生就要出场了。而此人得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病，什么样的医生和何种程度的治疗手段就会合乎逻辑地出现。所谓“圣人”，就好比是这个医生及其手段。具体的某个或某些“救世者”及其手段是不可被预计的，它取决于社会疾病的动态趋向。换言之，倘社会疾病保持着持续的良性与慢性，则老中医或“中医调理”式的“圣人救世剧本”是可预期的；倘社会疾病迅速恶化，则那被预期的“救世”则恐怕难免不表现出雷霆万钧横扫一切的威力来。而那施展“刮骨疗毒”的雷霆手段的“救世者”带来的震荡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承受的，在社会疾病被证明有效治愈之前，人们难以认同这样的人是他们所预期的“圣人”。
通过医生治病来比喻“圣人救世”，其实早就有了成功的文艺创作的表达。七十年代电影《春苗》是这一表达的杰作。这部电影用老农的生病比喻了社会的生病。而治疗的过程绝非“高人出手搞定”这么简单，相反，出来最终搞定的不是“高人”，乃是懵懂无知的“年轻赤脚医生”，而她的“法宝”，不过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而已。这个“年轻赤脚医生”差点因老农病情的反复而备受指责差点被抓，但善意的编剧还是让最终康复的老农救了“赤脚医生”一命。虽然，电影最后将“指路”的作用给了被山呼万岁的毛教员，但也表明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思想——— 觉悟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圣人”。
我当然不会认为被现实生活所折磨而期望改写剧本的人们自然就是那被期待的“圣人”，但折磨人、侮辱人的现实生活必将产生出一种思想，而这个思想，必将拣选足以担当这一思想的“圣人”。“圣人”，不会是某个被预期改变历史的人，乃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所滋养出来的思想。而这思想的强度，则取决于社会疾病带来的痛苦的强度。且倘若将来真有一个“圣人”的话，他或他们必是对这社会疾病带来的痛苦感受最深的、且接通了那“思想”而为人们的痛苦指明出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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