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二节、科举与国考（1）
科举制的简介：科举制度是古代读书人，参加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手段，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科举考前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种划分和称谓是在元朝时确定下来的，明清时期沿袭了元朝的这种划分和称谓。
科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
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我国目前举行的公务员考试与我国的科举制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
1933年，罗纳德曾经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尤其是东南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的公务员考试，都有我国科举制的基因。
科举虽然废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新式教育，大概类似于某种“新的科举”。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说，“新教育体系设立时，守旧的人把新旧两种体系对等起来：高级小学毕业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博士学位相当于状元。”
威廉·洛克伍德说：“在亚洲所有民族中，唯有中国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平等主义的传统、个人自由和社会地位流动性的传统、私人财产可以自由买卖的传统、世俗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以造反权利为后盾的人道政治理想的传统，以及以学问作为获得官职的传统。”毫无疑问，这其中的不少特征，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
在当下，美国人忧虑“美国梦”已经远去，如果社会结构固化，那么贫寒子弟将越来越难通过个人奋斗赢得成功。从这一点来说，科举的内在精神并未远去，它要求通过公开的标准化测试，来公平地选拔社会人才。
反对科举制的道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有以反中国二千年封建主义传统名义来反科举制的；如有以反八股文形式来反科举制的；如有以科举制不科学来反科举制的。反正我认为科举制是目前我国最公平有效的一种选拨人才的制度，是堵住寻租的有效手段。
从国家层面来讲：科举制它极大地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面向全社会公开进行选拔。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从而打破豪门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即使最贫贱家庭出身的人，也能通过这一正常的竞争程序而进入社会管理者的队伍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因此，它是对血统论和世袭制的彻底倾覆。用今天的社会学话语来说，就是它启动了一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界限的凝固化，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希望，缓和了因社会地位差别形成的冲突，释放了由于社会不公平而产生的社会张力，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
西方公务员制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其法制化、正规化的内容。每个国家在有公务员制度的同时，都有相关的公务员制度主体法规。如英国1855的《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美国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法国1946年的《公务员总章程》、德国1953年的《联邦官员法》。这些法规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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