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新生》连载之叁
——行动2004：嘻哈支教
文/童喜喜
题记
2004年8月，我终于圆了诸多梦想中的一个——去山区支教。
其实，更准确地说，当时我的目标是去山区，而不是支教。
对当时的我而言，山区意味着神秘，充满吸引力。教育呢？只是我深入生活的一种方法，是接触孩子的一种渠道，本身是一件枯燥的事情。
从教育角度而言，那是一场不值一提的支教，完全是比学生时代更淘气地混了一段校园时光。
从文学角度而言，那是一场效果显著的行动，就在那座大山深处的卡子村里，我和同去支教的李西西完成了《百变王卡卡》（原名《万能女生王卡卡》）系列童书的初稿。
从人生角度而言，那是一次五味杂陈，让我惊慌失措的经历：原来，生活是这样的？！
但是，我就像被吓呆了的人一样，我的笔当时根本不敢碰触真正的内核，只是记录了支教生活里的欢笑。
正因为有了这些明亮的笑容，才映衬出现实的严酷——如果没有好的教育，有的希望，就只是自欺欺人的说辞。
去贫困山区当教师志愿者，是我的心愿之一。足足等了五年，到了２００４年９月，我和好友李西西，终于有机会来到位于鄂西北山区的卡子村，成为卡子小学的临时老师。
当初为迎接“普九”检查而重建的卡子小学，在一栋两层的小楼里。这在卡子村一色的泥坯房中，属于超级豪华建筑了。
卡子小学，因条件差、学生少，近年即将被撤并。全校只有１６名学生，分为学前班、一年纪和二年级。除了蔡建红同学因家庭贫寒９岁才上学，１１岁还在读二年级之外，其他学生都在８岁以下，最小的学前班学生只有５岁。
在这里，各家各户都散落在山沟里，上学翻几座大山很平常。因此，除了４名学生家离学校比较近（距离学校近十里山路），可以每天步行上学、放学回家吃饭之外，其他学生都要住校，一周只能回一次家。
卡子小学一共只有三名老师。其中，负责学校日常管理的是朱老师，他在当地驻守了一辈子。另两位蔡老师、郭老师都是这一年刚刚调来的。
在我去之前，那里十几年没有女老师。在李西西和我去之前，那里完全没有语文和数学之外的科目。
于是，李西西和我负责了除语文和数学之外的所有课程：品德与生活、音乐、绘画、体育、自然……我们还给大家讲地理，甚至当上“电教老师”——也就是用我们的电脑放映科普片……
我和李西西像比赛一样，施展开浑身解数。与其说我们是上课，不如说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和大家分享那里的一切。
山里的世界，也这样在我面前打开。
虫
山里有种小蠓虫，个头大的如同芝麻，小的仅有芝麻的一半大小。和它相较，蚊子显然是臃肿笨拙而善良的巨虫。这种蠓虫，性情也爽利干脆，扑上便啃，绝无蚊子那样“注射麻醉”的行为。其个头小，令人防不胜防，唯我这种身手敏捷之人，才能在它刚降落于身上时，迅疾拍打。李西西开始还敏捷地对付它们，时间一久就麻木了，我打完自己的，见他腿上有一黑点，试探地打过去，竟鲜血四迸。
但这是闲时。工作时，就无法兼顾了。蠓在身体裸露之处肆意开口，咬后的感觉很特别：它不像蚊子叮完只有一处痒，而是以点带面，让人一时间只觉得浑身四处发痒，却不知源头何在，只抓挠得浑身发红，方才痛快。
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等到上床准备睡觉时，看到满床的虫啊，再看蚊帐上也满是各种各样的虫子。我在床上又扑又打，双掌难敌群虫，一直没有处理干净。找李西西商量，准备来个釜底抽薪——把床顶上的灯挪到旁边去。可是看看电线，没有什么富余的，一时间也只能作罢。又打开窗外走廊上的灯，声东击西把虫子吸引出屋，可惜光线暗淡，效果不大，没过一会儿，朱老师不知内情，叫我关灯，我就把灯关了。
不过，这时我终于想出了另外的办法：我翻出了一个床单，请李西西帮忙，把它盖在了蚊帐顶上，好歹堵住蠓虫的从天而降之路。
师
朱老师对我们很好，为了帮我们改善伙食，从八里山路外的姐姐家，买回两只鸡。
这天早晨，朱老师杀了一只鸡。然后，我就发现朱老师隔一会儿就去学生宿舍里看看，还说：“哎！怎么还不吃啊？你真的不吃？”
我很奇怪，以为学生提前上学来了。溜过去一看，才发现他把另一只鸡养在学生宿舍里，地上还撒了一些米。只是鸡很刚烈，竟然一口也不动。所以朱老师隔一会就去看一看，叹口气，用对孩子说话的口气劝鸡吃点儿米。
在卡子村，平时用水都靠学校门口的水沟。吃也靠它，洗也靠它。
但是，到了下雨的时候，水沟里就泥汤滚滚，不方便了。
这一天早晨下雨。去提水时，朱老师让我去隔壁商场提“自来水”。
我非常开心，专门问：“要钱不？”
“那要啥钱？！”朱老师豪迈地说。
好事不能独享。我叫上李西西，欢天喜地地到了隔壁大院子里。女主人爽快地指了地方让我去接水。
那是一个接着一根长软黑胶皮管的水龙头，一线清亮的自来水还在细细流着。
我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接了一桶。李西西乐呵呵地盯着自来水，但他的眼神渐渐不对了，问：“这水怎么是黑的？”
我一看，似乎有点黑。我想了想，说：“应该是桶外的水泥池子映出的颜色吧！”
接满一桶水，提下水池仔细一看，傻眼了：果然是一桶黑水。
我和李西西垂头丧气地回来，都忘记了向女主人道谢。
朱老师笑嘻嘻地在门口问：“怎么样？不错吧？”
我忍不住说：“可是……这自来水是黑的啊！”
朱老师不信，瞪着眼珠子：“不可能！”
我把桶放下，朱老师伸头一看，一皱眉头，说：“就是这颜色！提回去沉淀一下就好了。”说完他一把接过桶，不顾我跟着啊啊叫，两大步就把水提到门边。
这时，他恍然大悟似的说：“对了，这自来水要慢慢放，水小点，就是清的，现在是雨天，如果再放得大点，就会浑了。”
原来如此！
生
学生们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而且我们平时也嘻嘻哈哈的没什么老师的样子，很快，学生们就和我们熟悉起来。
与此同时，学生们“老师”“老师”的喊声，也开始不断响起——他们是跑来告状的。
起初我一听学生们这么急切的呼唤声，总是非常紧张地一跃而起，狂奔而出，担心发生什么不测。
结果呢？谁拿了一下谁的东西，谁在玩闹时打了谁一巴掌，甚至谁看着谁哈哈大笑……都会在第一时间报告到我们这里来。而且，告状的往往不是当事人，而是旁观者。在我处理问题时，所有学生都会极其兴奋，飞快地围上来，就像看一场表演。
次数多了，我紧绷的神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松弛下来。再有学生来告状，喊一声两声，我也懒得搭理。
可是，学生比我更有耐心。我不答应，他们就站在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外，从门喊到窗户，从窗户喊到门。
我想躲起来？绝对不可能。但要是我出现，对这些连鸡毛蒜皮都谈不上的事，我又能说什么？又该如何处理呢？
不知哪天，我福至心灵，看到面前站着的两名学生，我问“被告”：“你为什么打他？向他道歉没有？”
“被告”呆呆的，不知该如何回答。旁边的同学安静片刻，大叫起来：“没有！没有！”
我便正色说：“要道歉！向他说对不起！”
“被告”说了。
“原告”显然对这种方式很满意，笑眯眯地站着，怪享受的样子，却也不知如何应答。
于是我又问“原告”：“你愿意原谅他吗？”
“原告”眨巴着眼睛看我，笑嘻嘻直点头。
我说：“那你该说没关系。”
发生这件事后，我干脆用了一节课的时间，用来教大家礼貌。给他们讲了些礼貌用语：“请”“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讲完这些礼貌用语的含义和用法，我又让他们分成四个小组，到讲台上分别扮演不同角色，来演示一遍这些词的用法。
大家学得很开心，演得也很卖力。
更重要的是，后来再发生类似的告状，我只需在屋里高喊一声：“他道歉没有？”
外面那些围观者自然会回答：“没有！”
我就吩咐：“让他道歉！”
还别说，用我的“道歉法”处理学生矛盾，真有奇效！从那以后有了争端，在我的询问下，常常听到有孩子带着哭腔说“对不起”，有孩子流着泪答“没关系”。真是孺子可教啊！我自己也大为得意。
没过几天，学生郭志平课间练拳，居然一拳把同学李小龙的铅笔打得裂成了两半。山区孩子基本都只有一支铅笔，李小龙自然大哭。很快，他们的“战场”就从教室转移到我的卧室兼办公室里。
我一边暗叹铅笔质量低劣，一边赶紧督促他们使用我的“道歉法”。于是，郭志平道歉，李小龙泪流满面地说：“没关系！”
我很奇怪：为什么李小龙嘴里说着，目光却恨恨地紧盯郭志平？
想了想，我再次向李小龙解释：“说没关系，就是原谅他。原谅他，就是再和他做好朋友。你真的愿意原谅他吗？”
听了我的话，李小龙低头想了很久，终于大声回答：“老师，我不原谅他！”
——原来他们没有真正弄懂“没关系”的意思！原来“道歉法”存在如此重大缺陷！
最后，我买了一支铅笔送给郭志平，让他赔偿给李小龙，他们这才和好如初。我呢，又连忙趁课外活动时间，把学生集合起来，对礼貌用语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巩固说明。
这一次，学生们终于灵活运用了。
有一天，学生来报：“老师，吴鹏打郭志平。”其实所谓的打，不是真打架，通常只是玩耍时打了一拳而已。
我问：“吴鹏道歉没有？”
每到这种时刻，围观的学生就像看表演一样，兴奋异常。郭志平还没说话，他们就高声齐答：“没——有！”
话音未落，吴鹏就出现了。没等我开口，吴鹏就说：“郭志平，对不起……”
我很得意地站在一旁，欣赏我教育有方的成果。
郭志平马上真心诚意地回答：“没关系！”
吴鹏满脸不高兴。他使劲扯扯郭志平的袖子，粗着嗓门大叫：“你别说！你别说！我还没说完呢！”
郭志平有些发愣。吴鹏顿了顿，又换了一种和他平时说话不同、甚至不像男生的温柔的声音，说：“郭志平，对不起，今后我再也不打你了。”
郭志平等了半分钟，确认吴鹏说完了，再次回答：“没关系。”
说完，他们俩一起心满意足地抬头看着我。
——这样的时候，能够忍住笑容，真是太辛苦啦！
进山区教书，是我多年来的想法，早在《嘭嘭嘭》出版之前就有了。
这个简单的想法，却多年来没有实现的机会。说来，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嘭嘭嘭》的诞生。
我的一大特点便是做事只凭想法——想到就去做。
相信有支教想法的朋友不在少数，而能够做到的却不多。
我一定要大力做一下广告：如果你的每一口呼吸都是一种享受，如果天空的每一次变幻都是无法重复的美景，如果每个人都在向你由衷地微笑——有了这些，哪怕仅仅是这些，还不足够让你离开城市吗？何况只是暂时离开。
其实，在去支教之前，我做过很多计划，比如，我想过要每天都写支教日记，而且还写好了一个开头——
今天即将过去。
对过去的悔恨、对明天的恐惧、对今天的虚掷，组成了大多数人一生的生活内容。所以，在我回看虚度的光阴时，我更希望用已来临的今天，去做一切自己想做之事。
一个亿万富翁多赚了十万，一位拾荒者偶然发现一堆可乐空瓶——两者相较，应该是后者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快乐。
幸福来自对想做之事的实践，而快乐则来自世界对你所做之事的回报。所以，幸福绵长，快乐短暂。若率性而为地助人，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能遭遇猜忌，那么，我起码是幸福的。
人弃我捡。我很高兴能不争不抢，用他人眼里的破烂，构建我的宝贝人生。
这，是我在卡子村做志愿教师的日记。或者，你为此生劳碌一天后，会想来看看，在这世界的另一面，在地球某个角落，就在今天，发生的事。
很可惜，最终我还是没能坚持。只能在回忆中用这文字的水滴，映照出那时那日的七色阳光。让这段卡子小学的支教时光，逐渐消融在我的生命里。
2005年1月10日于北京
儿童文学作家 | 教育专家 | 资深公益人 | 童喜喜著
《十八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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