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学历时代。无论是找工作、评职称、提拔干部，都要看当事人的学历如何，至于他为什么要获得学历，或者说学历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重要。
这种状况让我想起了老一代学者，他们对学历并不看重。我记得陈寅恪好像就没有获得过什么学位。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两种说法:一是陈封怀1980年的回忆:“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一是陈封雄1990年所写的文章:“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一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二人都是陈寅恪的侄儿，又都是从陈氏那儿听来的。究竟谁是谁非，殊难判断。不过，看看陈先生的求学经历，也许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
陈寅恪六岁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十二岁在自家办的一所新式学堂中学习四书五经以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1902年春，年仅十三岁(实际上还不满12周岁)的陈寅恪与大哥赴日本求学，成为一位少年留学生。顺便说一句，在《吴宓自编年谱》中，有“陈寅恪君……年十一，留学日本”的记载。吴学昭女士在整理时所加的按语是“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但好像是误上加误。
两年后，陈寅恪利用假期回国，与二哥一道考取官费，再次东渡日本。可惜仅仅一年左右，便因脚气病中断学业被迫归国。遂后，他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说，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
陈寅恪是1909年从复旦毕业的。当年秋天，他在亲友资助下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两年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来又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江西省教育司司长以“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为由，将他召回。大约1917年，陈寅恪与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的陈封怀谈起过欧洲的情况，陈封怀的回忆就来自这次谈话。我怀疑此说有误，因为陈先生没有在英国求学的经历。
1918年年底陈寅恪再度出国，这一次他本来要去德国，只因“欧战尚未完全结束，遂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在那里，他与吴宓订交，吴在日记中两次写道:“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吴还说:“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1921年，年过而立的陈寅恪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直到1925年才回国，就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抗日战争后期，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陈封雄护送六叔(陈寅恪排行第六)一家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一次谈到欧美教育，封雄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二十岁到德国，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面，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封雄把这件事向姑父俞大维提起，俞认为陈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是大学问家。俞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上述文章就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
其实，陈寅恪是否获得过学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学问还是为了学位?为了求知还是为了名利?这些年来，国人对考大学、考研究生趋之若鹜，许多人是为了一张文凭和找一个好工作。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早有批判。他认为，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样浅薄”。他们不懂得，工程技术是以科学为根本的，舍本求末，充其量也只能是“下等之工匠”;更不用说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所谓最实用者，就成为最不实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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