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中国之儒道影响

传入中国之儒道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得以持续发展，而在成长阶段未被打断的。从神秘强力时代，走过原始、奴隶、封建、帝国。随社会发展，对政治的需求逐渐增加，导致过分注重现实。反而一般传统的宗教情绪，显得不够热切。

有人说华人没有信仰，那是浅见。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同，都将上古传说口耳承传下来。只是外国记作神话，被当作了信仰。而我国对于神话，不断提炼、解读，以服务社会。神话变成了寓言，更具现实性，而非仅仅停留在原始的懵懂中。

我国的上古传说，被看作民族精神与发展历史。经孔子等人的不断努力，将之整理成标准教材（四书五经），在一般士族间流通。而对庶民，则仍然维持着神话本色，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规范所本。当然两者也可以是一人之两面，肉体与精神、现实与内心的关系。

我国东周以前的历史，经儒生修饰，变得极具教育意义。为了士人的出路，当然符合于儒家道德规范。影响到宗教观，服务于农耕经济；影响到道德观，服务于宗法（父家长阶级）制。导致国民的传统习惯，普遍对于祖宗、尊长的崇奉。

因为特重于现实，故只特尊于近亲的三代、七代，而不溯及亘古。再远就是神话、是形上，所谓“天高皇帝远”。故如西方闪族文化中的创世神教思想，不能在我国社会土壤中发芽。人间的最高“格”只是帝王，天子——天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乃全民族之最尊。

至于那最高的存在——我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天”，则象征了统一的神。这多少有点形上意味，但人不可能创造一个无用的东西。于是这个对象的具体形象，只能是多民族共同的祖先。由于先族的代兴，也就有了赤帝、黄帝、白帝等。

帝王视自己的祖宗为天（“上帝”），使本有的统一神，与民族共祖的神格，在祭祀中模糊（私有）了。诸侯依封地所在，别祭名山大川；庶民则祭祖宗、祭土地、祭灶神、祭家神等而已。“礼不下庶民”，上层的宗教，庶民是无分的。

天神、地祇、人鬼，有着多神教的特色，而被组织化、阶级化，织成秩然有序的“那个世界”，以适应于封建政治。人间政治影响到天地、神界、阴间，有着高级神格成分的宗教，被设限为上位者特享。而民间信仰，则始终为鬼教与巫术所占据。

我国文化与宗教的分化，就是政治上大人与小人的分化；劳心的治者与劳力的被治者的分化。一般平民，对于政治与宗教上的帝王与天神，只知其名，不知其貌。在此阶级次第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下，人，尤其庶人便只能短视关心自家。

因为停滞于自然信仰的缘故，所以我国宗教的表现为世俗化（流于民间信仰）。以人间为罪恶苦痛而求生天国，或以世间为虚幻不实而寻求解脱，这种西方式的宗教信仰，没有在中国发展成长起来。

人们对统一神、律法神、形上神、位格神等部分的信仰需求，移植于对政治现实的期待，这是儒家文化的胜利。而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与人性中弱点的解决，则有待于外来宗教的注入。

就自我心灵释放的信仰要求，在佛教传入以前，只能诉求于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道家”（仙教）。但这还是充满了人间现实的因素，宗教趋于阶级、世俗与功利（贿赂讨好），如同古代印度的种姓制。

越高的阶级，便越能接近神。甚至那些教职人员说：不平等是神的意志。在神心中，居然也有种族差异，可见得“部落神”的印记明显。区别是我国的宗法制没有被殖民（贱民、一生）阶级。所谓“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哪怕最低等的“庶民小人”也都还是同胞。

我国早先的历史资料，经后人诠释，析出浑融的民族文化。首先成立的大宗，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儒的本业，以主持贵族婚丧礼仪为主。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是类似宗教师的。由于专为贵族服务，熟悉诗书礼乐，而后倾向于现实政治与教育。

孔子面向民间，有教无类，为促进我国文化向全民普及，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积极整理古籍，对历史阐释，掌握了话语权；从事政治与教育，使儒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在孔子以前的早期儒者，属于“大人”阶级。对于上层的宗教信仰不可能没有，但孔子却更倾向于现实；虽不说信仰，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虽然尊重，却不述及；对于“未知”敬重，也是一种理性的默许。

儒家尊重祭礼，“事死如事生”；不说“神在”，却说“如神在”。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置而不论，这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信仰的对象究竟为何，但利用宗教，可作愚民统治的工具。

通过孔子等人的努力，使文化走向非贵族。随着政局的混乱，“王纲失坠”，贵族独占的宗教、文化失去神秘性与尊严性。一些没有领地的贵族、有文化的庶民——专业士人应运而生。随文化发达普及，造成战国时代的诸子争鸣。

家国动荡，促进了信仰市场。形上色彩特浓的诸子，在战国时代兴盛起来：有“敬天”、“明鬼”的墨家；“久视”、“真人”的老庄；“符谶”、“五行”的阴阳家等。江淮一带的黄老之学，趋向于独善的隐逸；这与燕齐一带的方士道，都是后来成立道教的重要支柱。

道教，本于形上、成仙、养身、独善之混合，再综以民间巫术而成，为我民族宗教之大杂脍。当时的儒家，从《中庸》到《孟子》，开始重视身心修养，唯心形上气息抬头。周秦间的儒者，结合了阴阳、五行、符谶，加重了神秘因素。

战国时代的诸子，不但儒、法二家重视现实政治；道家与墨家，也是想着治国平天下的。道家，是太平天子的面南之术；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也与政治的变革要求呼应。此外，儒家仰慕西周的政教，而高推神话中尧舜的禅让。

墨家本出殷宋，从而推崇夏禹；道家则尊黄帝；而许行等人更是追慕神农。除了法家的法后王以外，其余诸子几乎全都努力着借助“崇古”，以增加己说的份量。神话记忆或许很美好，但过去的经济基础和现实已有极大的不同，生搬硬套，怎么会有出路呢？

从秦一到汉初，政治是法家而兼道家的。当时的宗教，方士道（道教前身，还非道教。）非常隆盛；学术上以“道”统驭百家，开启我国政经文化大统一、大扩展的灿烂时代。秦始皇、淮南王、汉武帝，内心痴迷于神秘，而事功却非常卓著。

当时没有轮回观念，便只能期待挽留幸福；他们享受着现实的奢华，想要在神（鬼）界延续。这些贵族全都拥有充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统一七国、北逐匈奴、西通西域，甚至还有政治的企图。

道用于个人与内心，法用于政治与事业。乱世重法，使一切恢复秩序，便由道家接手，实践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民生得到修养，人口增加、经济繁荣，道家政治便再难维继，因而在后期显得紊乱。

儒者则异常保守，儒冠儒服，拘泥烦琐的礼仪。“言必称尧舜”，且“尧舜”也是儒生装扮下的模样，难免浓郁腐气。复古、崇古、法古，如何能够适应现实？所以务实的政治家，大多对儒生“敬而远之”。

直到汉武帝，他拥有一个“聪明”的智囊团队。虽然是（方士）道的信仰者，文化上却竖起尊孔的幌子。加上叔孙通的通权达变，才能凭一套尊君的礼仪，取得一席之地。所以孔孟是不同的，儒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者的理想，被后人教条化，这不是孔子的本意。

孟子是不太重视礼乐的，而好谈身心性命。孔子推重管仲，而孟子偏重王道，羞谈霸业。孔子说“性相近”，而孟子偏说性善。不但宏道，而自视为卫道者，大骂杨朱、墨翟为“禽兽”。中道精神代之以唯心的偏激，这对宋儒起着重大的示范作用。

谨慎、老成、廉洁、忠实的儒者，在汉代帝王心中一天天被重视起来。但两汉儒者与孔子的“非宗教”精神并不相合。他们神化孔子，以为孔子预为汉家立法。五经的纬书，包括符谶出现，还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直接把神秘主义结合进理论体系。

在政治上取得权威的儒者不断神秘化，但其“宗教”见解却并不高明。比如王莽，他模仿周公，实行禅让、复古；但终因拘泥古制，不达治道而完全失败。脱离了实际环境，难免成为政治的失败者、复古的殉道者。从此以后，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再也不曾有人尝试。

专守经学的儒家，崇古拘礼，引起反弹。一些重文学、重事功、重后王，学览诸子的通家；他们有黄老的气息，不信谶纬等迷信，也不信方士的神秘，为玄学与清谈的前驱。汉儒迷妄固陋，逐渐蜕变；随着纬谶被废置，再加上汉末的党祸，急剧没落下来。

战国以来的道家与阴阳家，在汉代时逐渐形成有组织的道教。张鲁、张角、张修，全都大同小异。他们重祭祀、祈禳、忏悔、厌胜；还有导引、吐纳、辟谷的长生术；并用符水治病，预言世界大乱，许愿以光明的远景。这就与西方宗教中的末日救世情节有了默契。

汉末以来的道教，有葛洪、陶宏景、寇谦等人。剽窃佛经，不断创作，渐与玄学融合；自称天师，使帝王受天的符命。但一般社会的宗教活动，流于民俗。义理贫乏、充满功利，这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也不能被掌握了话语权的学者认可。

从汉到唐，佛教持续传入；初与道教并行，甚至还有些依附。等到经典不断传译，充实兴盛后，南朝玄学渐被佛教义学替代。北方朴实而重事功，道教与佛教相争，佛教虽遭多次打击，但还是日渐壮大起来。

儒家独占于政治与学术，其传承的古代宗法制（贵族与庶民分别的宗教），无法涉及死后世界，那便不能在宗教的心理需求上起作用。除少数唯物论者（如神灭论者范缜）以外，大都接受佛或道的信仰。人性大同，趋吉避凶、贪生畏死都是常情。

唐代早期政治家，平等对待释、道、儒三家，在现实与精神层面，架起一种平衡。他们本有一些自卑，拉着道家装点门面。但管理团队成熟的政治智慧，在三大文化势力中始终不偏不倚。这一时期，第一流的学者全都倾向佛教，使外来的佛教日益发达。

隋唐时期，融摄着极多的外来文化，包括景教、摩尼教等。儒、佛、道，虽有多少争论，但政治居中调停，而能互相协调，使得经济文化得到相对良性的发展，予社会以合理的推进。等到唐武宗的毁灭外来宗教的政策起，开始非常复古的剧变。

有唐一代，是民族融合的大帝国，重用附属与归化的边族人士。其后便有安禄山的叛乱、藩镇的跋扈（特别是回纥的骚扰）。五代的混战局面，也只是这一局势的延续与扩大。在这种背景下，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反抗，当然主要还是儒者。

唐末国力迅速衰退，由于家国不幸，佛教首当其冲被受指摘。早在宪宗时代，韩愈便以卫道自任，开始反佛教、反佛老的运动。他虽只是一位词章仕宦的文士，根本代表不了儒家，但引起的影响却非常深切。

家国兴则自信，家国弱则自卑。从民族精神自觉的角度来说，还是情有可原。可一旦沦为群体性的运动，那就再难理性驾驭其发展流向；导致排斥一切外来文化，演进到独尊孔子的新局面。这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不免弊多于利了！

北魏以来的佛教，倾向漠视义理；重行的学派得到发展。首先是昙鸾、道绰、善导提倡的持名念佛。此法被说成为“易行”，由此流于方便，非常普及。在乱世中，容易起到心灵关怀的作用，在一般民间影响很大。这是通俗的、他力的佛教，偏重信愿。

还有达摩门下，到慧能大盛的禅宗。其传授主要在丛林的僧众间，这是重实质的、自力的佛教，偏重智证。还有偏重悲行的三阶教，受到政治打压而归衰灭。唐武宗破灭佛法，导致重新洗牌；“籍教悟宗”、“不立文字”、“纵贯南北”的禅宗递进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有形信仰遭到灭顶之灾。尤其义理，载籍焚毁便无法传续。台、贤、唯识等宗都衰落了。禅宗深入东南山地，辟土开荒，经济自足。以法堂代佛殿，过着专精、笃实、淡泊、强毅的丛林生活。

虽然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与佛教义学的理解不足，但凭借特长，与当时环境相适应，取得代表佛教的领导权。北宋佛教，随着典籍回传，虽也有天台与贤首的复兴，但主流还是禅宗。

禅宗偏重心性体证，远离尘嚣生活。虽自许为“教外别传”的“最上乘”，却似急了生死，作风活像头陀。为避世乱，暂且独善，外人将自保视作自顾，倒也能够理解。但禅者主动放弃理论武器，便成为一面无根的大旗。

深邃的义学、精密的论理，都被看作文字戏论而忘却了。佛陀在印度，有民族感情的支持；佛教在我国，一旦脱离义学，便如无源之水，再无养分滋长。主动交出话语权，不断壮大的丛林，表面兴盛，成为箭靶。

晚唐以后，禅宗为一般学者所爱好。在这种风气中，新儒不能不接受，同时又抗拒。自称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理学兴起。但早期儒者，如推行新政新学的王安石，还有蜀派的大小苏，都还是儒佛并重的。作为理学主流的洛派，在程伊川被贬以后，其弟子们都还是倾向于禅宗。

后来金兵南下，走到偏安时代，国族危机更深。理学隆盛，趋于完成，佛教便慢性衰落下来。理学家属于儒家，但更似借壳。在四书五经的思想基础上，融摄了道学与佛学（特别是禅宗），发展为体系严密、内容充实的理学。

民族冲突激起民族情感，下意识地轻视起外来（其实早已成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的佛教。这是一种情绪，越不了解的人可能越是激切，这是大众心理的特色。新的“儒者”，面对禅宗，从辨夷夏、道伦常的立场进行抨击，这是把南禅当作佛教的全部了。

孔子对宗教的态度，是不至可否而善于统战的；到理学家始，产生排斥情绪。其实理学与南禅渊源颇深，透过佛道思想而重新活跃的理学，师承孟子的攻击精神，充分抗拒佛老。早先攻讦杨墨，现在攻讦佛老；似乎不攻讦佛老，就算不得纯正的儒生，可见其狭隘。

理学本于我国传统的固有思想，不断融摄部分的印度佛教，才能达到其高度。虽然成功，但民族自尊心的过分高扬，发展为极端复古（菲薄秦、汉、隋、唐的辉煌成就），并排斥宗教文明。由于理学的太过成功，导致最终的偏颇——表面远离人性。

理学的新儒者，也有“静坐”、“寻孔颜乐处”的形式。类似禅者的宗教经验，也能唤起对圣贤的景仰和向往，鼓舞起为道卫道的热诚。然这仅仅是少数者，在一般民间无法取得共鸣，逐渐也走向了教条。

佛教在印度产生，本于雅利安人入侵南亚次大陆中部平原，利用宗教建立的殖民统治。脱离社会架构的自由沙门主义应运而生，成为抵抗传统神权垄断的婆罗门教的联军，佛教是此中翘楚。佛陀死后，弟子们倾向教条化，使先进的佛教逐渐变成新权威，这才被他吞灭。

传入我国的佛教，适应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找到土壤与空间，得到茁壮成长。净土宗念佛求往生，而在部分专业人士，则视为禅入技巧。南宋以来，渐倾向于贯通综合。不但为少数者所证悟，更是一般人的皈信处。

又如禅宗，重体证而理性，悟境真切，直观性灵；用象征的表现方式，流露出直觉、艺术的壮美，那是基础于经教的通脱。后世禅宗，失去义理滋养，有礼无体；心境流于浮华，导致外驰雅俗，口灿莲花，导出意境高远、平淡现成的好诗文。

早期禅者何等通脱，但后来发展为辉煌寺宇、庄严像设、钟鼓仪制，使儒者赞美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难免不引起菲薄。禅宗原是先进的，后来拘泥教条，变得腐朽，被新生的理学排挤。当然理学很快也步上了后尘。

理学几乎恢复了古代的阶级“宗教”，（不知就里的一位坚持，姑且视为一种宗教。）排斥佛老，以为有识之士不该信奉佛老。充其量，佛老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化治愚民之工具。这是把人性中，对“彼岸信仰”的需要，彻底漠视了。（其实是从形下走入形上。）

理学自身，其实也有类似宗教的信愿，只是不愿承认，也不能普遍。而对于其他宗教，被看作迷信，造成了无信仰的社会。尤其在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阶级──传承我国正统文化的学者间，形成对于宗教的错觉，根深蒂固。

真正的禅者并不拘谨，热情而杀活自在。理学者恰好相反：孔子以来的儒者，早就偏重于曾子一系的狷道。理学者承受这样的传统，拘谨于道貌岸然的尊严，流于冷酷。折一枝鲜花，也要教育好大一番，岂不有点过分？

在理学社会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说为合天理。可是对自己呢？一些理学大师，将自己放在特殊标准中，他们的欲是可以随心的。当然，理学大师中也有高明人物，但给一般人的印象，多少有点“迂”、“酸”、“伪”。儒家发展到理学，是辉煌的成就！但他缺少一种应有的东西，即宗教情操中，真切的人性世界！

国运影响文化，此时为我国文化的转折期。唐武宗毁废宗教以来，部分宗教转入地下活动，秘密结社开始活跃起来。如佛教的弥勒出世，摩尼教的明王治世，逐渐融合而成为白莲教等。成为不见阳光，但顽固繁衍的存在。

唐代以后，义学不彰；佛教为了传播，流于通俗。在义学昌明的时代，优美而通俗的文字是不致太离经的。教学衰落，由理学兴起吸引上层阶级多少离开佛教，逐渐流为不佛不道、又儒又佛的宗教文学。明清以来的各种“宝卷”都是从此而来，且与秘密宗教多有牵涉。

秘密宗教，代表着知识水平低落者的宗教要求，如果加以引导，可以作为宗教在民间的补充。但过分打压，便激起对抗。取缔的效果从来都不好，反而转入地下，愈来愈迷妄。其善于伪装、隐蔽性佳的特点，以至履禁不绝。

好的东西不宣传，就会让媚俗占领思想阵地。理学失于挤压人性，不能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灵寄托。同时也不尊重与发展高尚的信仰，群众心理需求的力量便无处宣泄。无法杜绝地下宗教，这是人性所至，怎么能够回避？

这不但是宗教的苦难，更是民族、社会、文化的损伤。这种风气，这种学说，得到政治青睐，情况只能更坏！中华民族逐渐成为拘泥、怯弱、虚伪、妄自尊大、囿于狭小的现实，不再有雄浑、阔大、强毅、虚心的汉唐盛德了！

元代皇族是崇佛的，儒者被编为“九儒十丐”之阶级。虽也还敬孔子，只是统治手段。理学只能困守，佛教并未因此得益。除了“不立文字”的传统以外，同蒙古人一起进来的蕃僧，造成我国佛教局面非常混乱。短短百年统治，儒佛全都受到严重伤害！

总算明太祖结束了这一混乱的世局。曾在皇觉寺修行的太祖，对佛教有着特殊护持的热情。论理，佛教应该重走好运，可事实却越来越坏。这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由于宏传者不能理解佛教真义，同时受到理学者的影响太甚。

明太祖的护持佛教，不断诏谕僧众，应当怎样宏扬佛法。成祖信佛极深，武宗更是学会梵文，自称大庆法王。行政干预专业，最好只是辅导；如果不能尊重其特殊发展规律，则会越帮越坏。嘉靖以前，明代佛教虽处于有利的情势，却意外受到扼杀。

明太祖尊崇大成理学的朱熹，重用儒者治理政事，制定八股，以朱注四书为准绳考试士子。这个崇佛的皇朝，由于尊崇理学及理学当政，佛教即在无形中被异化了。如同抱薪救火，那些理学家的动机，值得注意。

太祖心目中的佛教，主要是丛林的禅者；他们自耕自食（演变为放佃的地主），“不干于民”。他不知道佛制比丘游化人间，受民施予，这是扎根基层，随分随力得，将佛法深入民间。

印度之佛教产生，本于被统治阶级的发声与代表；扎根群众，因而得到发展。明代僧制与此相反，使正统佛教不接地气，极与社会脱节。（以此引起佛者放弃专业，转而在其他领域发展，以此争取社会交流，比如书画、诗词等。）

禅者自食其力，深入山林本是不得已而为之。从韩愈以来，儒者一直攻讦僧众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劳而获，以及寺院像设的糜费。所以太祖奖励僧众深入山林自食其力，或居常住，过着地主与经忏的生活。

僧众的经济，建筑在庙产、经忏，而不扎根在广大的檀越身上；吸引群众不用佛教根本专业，却迁就以迷信民俗，这怎能不走向没落！明代出家人被完全置身于儒家伦理之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丧服等第皆与常人同。违者杖一百，还俗”。

这完全违反了佛制，使超脱的宗教精神，屈从于现实政治的威力。这等于暗示了出家的非法，为理学者的空前胜利！尤其说：“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于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露骨得表示了非宗教的精神！

以禅者为代表的佛教，已经完全走向山林。理学者攻讦他隐遁自私，其实是心口不一，惟恐他不如此。佛教被压迫退入山林，放弃了社会的文化与慈济活动，我国传统文化才成为理学家的天下唯一。

明代末期，佛教衰落已极。如严嵩死在“卑田院”，其实是佛教慈济事业的悲田院。当时的佛教，居然连名称都弄不清了，可见严重。又如紫柏到京宏法，接触到朝臣，因此遭到诬陷，最终死在狱中。居然还有人怪他不知高蹈山林，到京师自取其辱。

憨山到南昌，僧不像僧；到广东南华，情形更坏！二百年来，要僧众不干于民、不接触群众社会、退出社会隐修的护法方针，证明了是错误的，绝了佛教的慧命。当然佛教自身的漠视文字义理，才是走向末途的根本内因。

这里还有一层问题：太祖本与白莲教有关。他深知宗教的号召力，使徒众集合，对于黑暗政治是有危险性的。所以太祖严厉取缔秘密结社，他的僧众“不干于民”、“不得与民杂处”、“不得奔走市村，以化缘为由”，都有政治防范的意味。

到清代后，说得更为明白：“聚众为匪之众，都由奸邪僧道主谋。平时煽惑愚民，日渐酿成大案”。专制政治发展到极点的明清统治者，不怕圣人之徒的理学家（不得庶民之心），却怕愚民的僧道。唯一的防范方法：限制他，奖励他与民众脱节。

清代儒者复活了汉代经学的研究，极有成绩；理学家在政治上的地位，由统治者的推重，还是丝毫不曾动摇。而且清代经学并非两汉经学。两汉经学渗透了宗教的影子，而清代经学，却继承了理学的反宗教精神。

清代佛教一直在衰落中，（道教的情形更坏，）而理学传统排斥宗教的政治压力，真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凶！起初，顺治、康熙、雍正（初年），与我国文化的关系还不深，都有佛教的信行，虽然主要都还是禅宗的。天童一系，一时非常隆盛。

到了雍正晚年，不满意三峰派与文人学士相往来，运用帝王的威力，彻底得破坏了他。到乾隆，更是取理学正统的立场，严厉对付各种宗教。“僧道不得于市肆诵经托钵，陈说因果，聚敛金钱，违者惩罚”；“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其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为禁止者，与同罪”。

依此《大清会典》的律令来看，宗教人士、教职人员不但被迫不干于民、不出户牖、不得游行教化，而且还严厉取缔妇女们到寺庙进香礼拜，进行宗教活动。佛、道两教，完全被封锁在山门以内。

一些自以为儒学正统的缙绅门第，多挂起“僧道无缘”的牌子，即是这种反宗教意识的表白。自认为精通我国传统文化的乾隆，公开表示同意儒家观点：“释道是异端”；“在国家则为游民”。他一登位即下谕痛责教界，将顺治、康熙、雍正三帝与佛教的关系割绝了。

接着，通行“甄别僧道”的工作。他容许“山林修道，布衣粗食，独善其身”，彻底杜绝了宗教的社会活动，使其孤立，脱离社会。被整肃的僧道们，所有的财产没收归公。这引起了宗教界的惶惑不安。（好像光绪也类似。）

乾隆三次下谕，说明这一政策，只为对付为害佛道、为害社会的伪僧伪道。然而他的真意，在其后表明：“此教流传已久，人数繁多，一时难以禁革，是以朕令复行颁给度牒，使目前有核查，将来可以渐次减少，此朕经理之本意也”。

“渐次减少”是他的目的，这是采取了儒者“禁游惰，劝力作”的意见。所以不曾断然禁绝，看似善意，其实并非尊重真僧真道。而是担心数十万人的生活问题，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以为“僧道亦穷民之一”；“今之僧道，不过乡里无依之贫民，窜入空门”。把宗教人士看作穷老孤独残疾的收容所，宗教意义全被抹煞。如乾隆二年谕说：“释道是异端，然读诵经书之礼教者，得罪圣贤，比异端更甚！凡星相杂流，回回教，天主教，一概禁绝不行”。

嘉庆十年谕说：“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理学精神在政治上的成功，重要是对一切宗教的排斥，养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非宗教传统。乾隆以后，一切秘密结社的宗教活动强化，进行反政府的活动，是不无原因的。

清末的天主教徒，为帝国主义作侵略先锋，造成种种教案；我国旧知识阶级的仇教活动，在其中也有一定责任。理学传统的政治人物，不知宗教对于人生的真意义，使其向上发展，却进行反宗教的强硬政策。

在他们看来，宗教只是“劝善戒恶、化导愚顽”的手段。旧知识分子自称圣贤之徒，当然是不需要的了。这种盲目自尊、排斥宗教的政治环境，影响深远。使人们但凡遇到宗教，便联想起迷信、短见、无知；这一种子，在民族文化里根深蒂固得种下了。

自己裹足不前，不代表世界就会等待。工业时代到来，西方势力随坚利的舰队闯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得没落了。孔庙的神圣性，几乎在一昔之间荡然无存。与饱经摧残压迫的佛教与道教相比，尚能为了拆庙毁像，多少呼号反对。

号称我国传统文化之正统，千百年来独占政治与教育的理学，可说是我国知识界的垄断者。但仅是废八股、开学堂，失去了教育权，不过十多年，便等于全部消失。脆弱到如此不堪一击的地步，那足以让许多人想不通了。

五四以后，旧价值被打倒，而新的价值体系未曾建立。佛教在过去被改造成儒道合流的假面佛教，儒家失去宗法制环境土壤，道家始终未能整合其系统，都不能发挥作用。新旧交替便需要一种新的精神与文化，那就是求真务实，解放思想，发展才是硬道理。

西洋文化传入，与打倒迷信，表里同时进行。神教徒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只是利用“打倒迷信”来摧残我国固有的信仰文化。多少喝了些许洋墨水的新知识分子，不改旧知识分子的非宗教传统，以为科学时代讲求实证实用，当然更要反对宗教信仰。

德先生，赛先生，如果当作神明供起来，便也不是德、赛的真身了。反宗教或者说打倒迷信，成为一种教条。本来无力的宗教与道德力，经不起新文化运动的袭击而完全解体。然而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却始终没有成就。

西洋宗教，与我国社会与文化习惯并不能适应，所以也见过在十字架前上香的情景。中华民族的精神，进入到真正的真空状态。那些旧文化心态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决心要全盘西化（这是外国人所最希望的）。结果造成文化灾难，直到当代，才逐渐引起警觉。

其实对文化摧残的最大力者，并非西方文化，而是宋明理学。理学者要压倒异端──佛道，而自己却装作不是宗教。伦常家庭为功利所奴役，形上玄学因神秘而虚无，这都不能从崇高意境的景慕中，唤起光明与热情，养成强毅坚决的信念。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理学算是大大的背叛了。宗教情绪的养成，对于民族的强盛，有着莫大的作用。西方列强，都是有信仰的民族。秦、汉、隋、唐的隆盛，都不是无信仰者的业绩。对于神教迷信的反对，不能把信仰本身丢掉；没有信仰的恶果，民族难以承担。

旧人编纂的假话，自然可以去掉一些。如同不能对症的假药，不吃倒是好事，但决不能什么药都不吃。那些自甘于生活在美梦中的人，他们是惯于模糊两者的界限，作为求真者的罪名。这种诬陷，只能自证其可笑的逻辑而已。

我国的文化工作者，不能忽略宗教因素。望能扩大胸襟，如隋、唐以前一样，勿再陷入理学窠臼！勿偏以儒家为中华传统文化，勿偏以理学为儒家。从从先秦的诸子、印度的佛教，与现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线索中，贯彻各时代的文化，取精用宏，铸造新时代的中华文明，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