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嘉靖皇帝，人们就会想起他是长达27年不上朝，宠信大奸臣严嵩，疯狂迷恋道教的异类皇帝。
《大明王朝1566》中扮演嘉靖皇帝的演员陈宝国评价人物时候说过：“这个皇帝很有意思，他不穿龙袍，不上朝，但朝中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还牢牢把握着军权和兵权；我在戏里几乎没坐过龙椅，跟《汉武大帝》太不一样了，这个皇帝很另类。”
而作家当年明月评价嘉靖皇帝时说：“他是明代有史以来最为聪明的皇帝，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间，如果要按智商水平排序，他至少在第三名，他的聪明，丝毫不比朱元璋差，而且非常狡猾，也善于控制大局；嘉靖白天是在潜心修道，晚上他在改奏章，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关键。晚上改奏章直到凌晨五点，他才躺下睡一会儿，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控制群臣的机会。”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如此独特的皇帝？而朱厚熜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正德十六年4月20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
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5月27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
嘉靖与君臣的博弈，从开始就是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索是皇考之争。朱厚熜进北京时，虽然进了大明门、下榻在奉天殿，但是仅仅是绕过了皇考之争的核心，并没有解决皇考的实质性问题。即位不久后，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帝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
原本按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熜“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朱厚熜一律自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番绕来绕去的称呼，既拗口又费解，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将朱厚熜过继给孝宗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承继皇位，因为朱厚熜是根独苗，所以又将益王之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祐杬，继承王位。
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认为这些大臣费尽心机搞的这番移花接木之举，完全是多此一举。其实不然，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名正言顺，在皇位继承这个重大问题上则更是如此，这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秩序所必须的。如果承继大统者不能做到名正言顺，就有可能被认为有篡位之嫌。
世宗不顾朝臣反对，执意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七月，一场惨烈的对决开始了。
那天一早，群臣聚于左顺门前，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就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前，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其情甚为悲壮。消息传到宫里，嘉靖命太监传谕：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嘉靖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８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嘉靖大怒，命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１３４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下令将杨慎、张原等纠集群臣者廷杖。结果，张原当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个事件，史称“哭门事件”，也称“大礼狱”。
至此，作为反对派的群臣们被彻底降服。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嘉靖帝两人彻底决裂，杨廷和后被削官为民，这年九月，大礼遂定，称孝宗“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历经三年半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从此再也没有官员敢非议皇帝的意见，皇帝依然年轻，但是他的无上权威已经没人再敢质疑。从毫无根基的藩王到雷霆万钧的帝王，嘉靖帝转变得非常出色。而在嘉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智慧、能力的感觉，极度膨胀；对权力和专政手段的崇拜，达到极致；同时，对于臣工们，他则充满了轻蔑和敌视。
嘉靖帝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是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将会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他摸索并总结出了一种统治术——以心驭人。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臣民，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而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熟练地运用着权谋，操纵所有的人， 这是一个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耿直的夏言被阴毒的严嵩杀死，可严嵩也没有高兴多久，徐阶很快用更为阴狠的方法解决了严嵩。我们往往会为夏言的死而叹息，为严嵩当政感到悲哀，为徐阶的胜利欢呼叫好。在很多人看来，严嵩是坏人，代表着邪恶，夏言和徐阶是好人，代表着正义。其实真正的幕后人物是朱厚熜，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他用夏言来制衡严嵩，再用徐阶来制衡严嵩，在他的统治之下，没有人可以威仪天下，号令百官，除了他自己。
无数人都知道嘉靖皇帝朱厚熜白天不上朝，在宫中修道，不管国家大事，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晚上在干什么？答案是批改奏章。他虽然追求长生不老，不见大臣，但在四十多年的皇帝生涯中，没有一天懈怠过国家大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瞒过他的眼睛，没有一个大臣能够忽悠他。
因此，嘉靖是一个罕见的运用思想、精神、心理因素，甚至仅仅靠语言来控制权力的专家。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不必宵衣旰食，不必殚精竭虑， 只需只言片语，即足令臣民等戒慎肃栗。朱厚熜一直相信，用他的智慧可以牢牢控制所有的人，稳固他的江山，他做到了，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地位，然而大明王朝却在他的智慧中不断地衰弱着。
嘉靖此人，一生“图迥天下于掌上”，谁也斗不过他，但命运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劲敌，一个死敌，那就是他自己。当他把所有人都收拾的服服帖帖时，他开始同自己较劲，他为自己的身体搬用来无数五花八门的长生不死之药。嘉靖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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