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是由它的中产阶层决定的，而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中产阶层，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二本学生，因而，二本学生过得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基本面，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中国二本学校的生源有两个共同特点：首先，从地域来看，二本学校的生源大部分在本省，显然，这是出于一种地方保护，地方院校会为本省的学生优先提供就学机会，而在选拔外省学生的时候，则会在分数上有更高的要求；其次，从出身阶层来看，二本院校承接了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因为教育资源的差距，这些学生难以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名校，能考上重点大学的也是凤毛麟角，他们通常只能去到二本及二本以下的院校。城乡教育水平的分化，导致农村孩子向上流动困难，这也正是多年来被反复讨论的“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
黄灯所执教的学校，正符合这两个特点，学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很少有外省来的学生。她的学生大多出身普通，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来，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者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一排排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务农、养殖、屠宰、当建筑工人，或者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这和名牌大学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黄灯担任班主任的2006级财经传媒系的一个班为例，全班共有52人，他们全部来自广东省，其中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学生仅有6人，其他大多来自韶关、化州、新兴、连州、肇庆、雷州、河源、阳江等非珠三角地区。不可否认，班上的不少孩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切身感受到了乡村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他们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比如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因为交通便利导致的更多的流动可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比如日渐扩大的城乡教育差距、父母外出打工引发的留守问题，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内心冲击，等等。
黄灯发现，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应该要比内地好很多，但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落后。她列举了学院2016至2017年度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全年级有160人向学校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37人，贫困123人。也就相当于，在全年级的24个班中，有4个班的学生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个班之多。而且，根据她的观察，碍于名额的限制，有不少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没有被统计在内。
她的一个学生，在开学不久后的一篇作文里写到自己的境况：“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四十五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如果贷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一千，一个弟弟要上高三，一个弟弟要上初三，想借钱也没处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这篇诚恳的短文让黄灯深受震撼，她说难以想象，一个比她年轻十几岁的学生，竟然还在遭受着她童年时期同伴们所遭受的普遍困境。她为这名学生向全校老师发起了募捐，同时决心更多地走近自己的学生，关注他们的心灵成长和生活状况。
我曾就《我们的孩子》对帕特南做过一次采访，他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更喜欢这本书的中文版封面。在那个封面上，有几个孩子在赛跑，看起来他们都处在同样的跑道上，但其实他们的起跑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起跑前就已经超出了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在一开始就距离成功更近，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性不公。这也印证了今天很多父母们的共同焦虑：“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然而，对大部分二本学生而言，他们并非出身优渥，“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是需要靠后天的努力去弥补出身的缺憾，改变原生家庭的不利条件，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作为一个具有精英观念、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黄灯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在她看来，她面对的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只抱有实用主义立场的年轻人。这些人在本该最具活力的年纪，却表现得暮气沉沉，缺乏反思能力和学习精神。
她说，“在课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在二本学校里，很多专业课程的设置都是实用型的，为了服务于某项具体的职业技能而开设，学生们求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功利心态非常普遍。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黄灯很难从学校制度层面做出改变，但她仍然努力尝试着唤醒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思考能力。她认为，相比于眼花缭乱的职业技能的灌输，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更为核心的任务。那些知识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就会忘记，那些技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被淘汰，但是，思维能力的训练可以让他们终生受益，不断释放他们的潜能。
为此，她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尝试，一是找到一批比较有学习热情的学生，在私下里以导师制的形式跟踪辅导他们。另一个尝试是在她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她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从文学作品进入当代历史，以讨论文学的名义，重新审视祖辈和父辈的生存状态，也重新理解自己和时代的关系。在黄灯看来，激活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懂得直面自己的生活经验，是一个人力量的重要源泉。
黄灯看到，自己的二本学生，从踏进校门开始，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近年来，文凭进一步贬值，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高不可攀，已经买房的人牢牢锁住既有利益，建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护城河。对于新毕业的二本学生来说，再想要靠工资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购房置业，难度极大，很多学生从未奢望过能留在广州。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竞争越发激烈。在遍地“985”、“211”和“海归”的时代，一张二本文凭毫无竞争力。因而，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的队伍，“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这与前两代二本学生的选择截然不同。考研一方面是缓解眼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提升未来在就业市场的议价能力。
在书里，黄灯列举了一些学生毕业几年后的工作情况，考公务员、考研、进入银行是他们的首选，但真正能顺利考上的并不太多。
广东有浓厚的经商文化，广东人的性格传统、务实、低调、实干精神强，很多学生在大学阶段就开始在商业方面小试身手，向老师推销各种日用品和食品，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做了微商；也有的做过服装网店、做纹绣师、开饮食店，或者回家学一门手艺，对这些人来说，那张文凭似乎没起过什么作用。
2020年，豆瓣里的一个小组，叫“985废物引进计划”，意外地火了起来。那些外人眼里的“优等生”，居然自嘲为“废物”和“小镇做题家”，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在黄灯眼里，她的二本学生倒是很少会陷入这种精神虚空的状态，他们的生存能力较强，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对自己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希望，所以更能适应现实的平凡。
对于这种务实的态度，黄灯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她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更高的精神追求，大学不应该办成技校；但另一方面，她知道现实有多么不容易，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能够努力活下来，才是首要目的。
对于这种矛盾，她的解决方法是，尽量帮助他们唤醒对真实生活的感觉，让他们说出自己真实的困惑，引导他们坦然面对个人生活中挫败和不堪的经历，诸如贫穷、自卑、无力等等。她发现，只有走过这一关，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才能更顺畅地进入社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复杂和压力。
黄灯说，“二本学生作为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因而，关注二本学生的命运，也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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