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滋味》黄春明

文学作品中从不缺乏对卑微小人物的描写，而黄春明笔下的底层小人物除了挣扎于生存困境之中，还承载着台湾伤痕累累的苦难史。《苹果的滋味》中作者以极其讽刺的笔调揭露出挣扎于生活的重压之下，对苦难麻木不仁的市侩小人物嘴脸。而在无情讽刺的背后是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之情。

一、以喜写悲，痛感的消失

如果根据马斯洛关于人类需求的划分，江阿发一家无疑是处于最底层，衣食住行都难以得到满足。住在“尽是铁皮和塑料布覆盖着”的房子里，儿子阿吉的学费也是一拖再拖，靠一个人支撑着七口之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对于这样饱受生活之苦的人物，作者并没有用同情或者怜悯的表达赚取读者的泪水。反而另辟蹊径，用讽刺来揭露苦难背后的麻木不仁。

某天清晨，江阿发被车撞断了腿，一家之主倒下后其他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按照平常人的反应大多是担心、悲伤或者哭泣。作者也写到了两个人的哭泣，阿发的妻子阿桂和他的大女儿阿珠，那她们是为何而哭呢？是为了江阿发所遭遇的痛苦吗？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阿桂有两次哭，一次是在见到肇事者美国人格雷上校和外事警察时，这时她哭或许多少有点为丈夫担心的意味，毕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多少会有点伤心。但随着故事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到阿桂的哭泣越来越带有表演的性质。她不停诉说着生活的艰难，想趁机引起别人的同情，多多少少掺杂了虚假的成分。尤其在美国人开车来接她和孩子们去医院时的表现最为明显。第一次坐车不知所措，局促不安再加上车内的豪华，“竟使她一时变得木讷不哭了”。但车子没开多久，她意识到自己坐进车子里突然不哭的情形，反而使刚才恸哭的样子，显得有点假诈，于是又喃喃低吟起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阿桂的哭已经变了味道，掺上了表演的色彩。以至于在她再次面对洋护士开始表演哭泣时，连她的女儿都能看穿。在护士走后提醒她不用哭了。从阿桂的哭泣中感受不到任何对亲人的关怀，却有着一种类似于祥林嫂无意识地向别人哭诉自己害死阿毛的麻木。灾难不能引起她真正的悲伤反而成为招揽别人同情的手段。

阿桂之外，江阿发的孩子对他出车祸又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大女儿阿珠也跟着妈妈哭了，而她的哭虽然没有母亲的心机，却也并不是为父亲而哭。而是为她自己有可能被送到别人家做养女而哭。大儿子阿吉却直接“不能想象父亲的情况”，甚至还有两次笑了起来。如果第一次笑是他年龄小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而第二次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次在父亲的病床前，亲眼看到父亲的残肢，他却仍旧被弟弟阿松答应母亲不上学打工养家的认真表情逗得大笑不止，直到父亲醒来。阿吉的表现更是将心灵的麻木展露无疑。如果成年人是因背负太多的生活压力而变得世故麻木，那么本该心灵纯净的小孩呢？作者笔下江阿发一家已经对于苦难失去痛感，感受不到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具有的悲伤的本能以及对苦难敏锐的感受力。这也就为后来格雷上校赔付给他们两万块钱并承诺送他们的哑巴女儿去美国读书时，江阿发一家人的表现作好了铺垫。面对肇事者，不仅愤怒和悲伤没有持续太久反而转化为了内心的愧疚和因祸得“福”的庆幸。

二、丧失自尊，“救世主”情结

六十年代的黄春明笔下依旧流淌着二十年代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的是黄春明笔下的人物还承载着台湾独特的苦难史。这在《苹果的滋味》中主要表现在对美国的“救世主”情结。格雷上校是肇事者，对江阿发进行赔偿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江阿发一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对肇事者不仅没有愤怒反而心存愧疚。这在江阿发后来麻药下去之后疼痛难忍，却阻止妻子叫医生，怕给他们添麻烦时可见一般。这样的小心翼翼不仅是对格雷上校，甚至连洋护士，他们都觉得如同“天使”一般。

当然，不仅江阿发一家人抱有这样的心态，外事警察和江阿发的工友都有着同样的反应。一开始外事警察带领着格雷去寻找江阿发的家人，那种毕恭毕敬、谄媚殷勤的嘴脸让人印象深刻。而江阿发的工友不是看望病人而是前来道贺。这时作者的嘲讽所指征的已经不仅是江阿发一家了。

或许由于“美援”的活动使得台湾人对美国有着一种特殊的依赖和敬仰之情。从六十年代台湾人的留学热潮到七十年代对美国人的崇拜已经使普通人丧失自尊而甘作洋奴了。

整部小说作者采用的是全知叙事，作者犹如一个上帝俯瞰着世间发生的一切，并未有过多参与到文本之中。也正是这种冷眼旁观与嬉笑怒骂的故事场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者冷漠的背后是对笔下人物冷静的观察也是另一种无情的批判。隐藏于冷漠与批判背后的是深深的悲悯之情。对丑陋麻木的揭示反过来说是另一种对人性美好的渴望。冷漠、疏离的态度反而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