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W前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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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完奶奶的丧事后，父亲做了一个冒失的决定：改建那栋矮房子。为了改建国道边上的那栋小矮屋，父亲奔走了多个政府部门，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好在房子的地基在八月中旬开挖。因为物流公司的一再催促，父亲九月底回了石狮。我留在镇上监工。三层的框架封顶后，包工师傅忙别处去了，我借机去了石狮。可我刚到石狮，包工师傅又临时决定回来，给底下两层砌砖。父亲问我回去么，我没说回，也没说不回，只是想好不容易出来再待会。几天后的上午，家里临时帮忙监工的小叔传来消息：“在建房子的路边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事故的有关情况只能通过小叔的电话知晓个大概，可心中由生的恐慌却让我们一家寝食难安。尽管在面对棘手难题时我的表现都过于消极，但那刻我像是领悟到了一点什么——躲避只能是下一次祸患的开端。我请缨回去，想了解清楚事故后续的处理情况，如果能顺带窥探到一丝覆盖于我家屋顶上的阴霾经久不散的原因，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时已晚秋，镇上已有凉意。一下车，我便看到了矗立在路边已停止施工的房子。幸福是这么近，又是那么远。放下行李后，我去了县交警大队，向一个当交警多年的初中同学了解情况：事故发生在晚上十点左右，遇害者骑的摩托车不知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摔倒在我家对面的国道上；事发时没有目击者，交警的责任认定报告中做出了“事故原因不明”的结论，不过在描绘的事故现场图中，标注有我家占道一米左右的砖堆。离去前，我向那同学要了一张律师名片——遇害者家属以“砖堆占道，妨碍交通”为由把我家起诉了，找一个有经验的律师成了最为迫切的事。

    法院开庭的时间是零九年农历十二月中旬。在肃穆的法庭，我们和原告会面了。虽然是经常见面的镇上人，可那刻我们都被满腔的怨恨给操纵了，彼此之间毫无交流，有限的热情也只是在向法官陈述自身冤屈时偶然闪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庭内的气氛越发哀怨，纵是法官不停地敲击法槌，可依然阻停不了遇害者母亲的哭号。突然，惊恐的母亲也抽泣起来，她那低沉隐忍的哭声像钢针直扎我的心。审理结束前，法官提议两家和解，可双方都没有和解的意愿，和解也成了过场形式。几天后，法院做出了判决：我家承担部分责任，补偿死者总费用的15%，合计5万元左右。对于法院的判罚，父亲不以为然。为洗去身上的屈冤，父亲把碍手的工作也辞了。2010年4月，他去了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可现实随着个人的意志发生转变的概率极小。年中，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由于一时无法筹集到那笔补偿款，经过法院的调解，我家以“借贷（利息一分）”的形式两年内偿还那笔补偿金。

    因为官司的牵绊，2011年父母在家里种了十多亩莲。我没再外出瞎闯，留在家里帮忙。9月中旬田间的莲子收获完，我就急迫地踏上了打工之路，那时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正儿八经地赚一点钱，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来深圳前，我被第二年复读时认识的一个朋友骗去了安微宿州的传销组织里。在那度日如年的七天中，我恐惧过，失落过，愤怒过，但就是没有开悟过。他们的梦想太过斑斓对我这个头脑迟钝的人没多大吸引力。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去之前说好的那样：包吃包住2500。出得魔窟，我不免对自己要走的人生有了一番新认识：安全第一，赚钱第二。所以，从宿州回来后，我立马投靠了在深圳开物流公司的三个表哥。当然，他们也给我勾画了很多飘渺的远景，但我的要求已经降低了很多，只要别让我去做提心吊胆的勾当，凡事都可商量。

    我到深圳的时间是2011年9月26号晚8点半左右。当火车徐徐停靠在这座繁华的都市时，我听到有人在欢笑，也有人在哭泣。在忧伤的哭声和放纵的笑声中，还有一丝模糊怪异的声响，虽然它很微弱，却如奇迹会在这个世界发生一般坚定地存在。10月1号的凌晨，我坐上了去顺德的货车。离去时，我又听到了那个微弱的声音，它好像还带着一丝不舍与挽留。直到一年多后，我才锁定那个让我耿耿于怀的声源，只可惜她自始至终寻找的目标也不是我。至于在嘈杂的环境中是如何接收到你发出来的微弱电波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这并不重要。就像埋下去的种子，只要还有一点活力时机成熟总还要发芽，而一旦破土而出，它就会如饥似渴地去吸收助它生长成熟与奉献的养料。

    从我家出发，沿着206国道，走上二十来公里，就到了你所居住的赤水镇。最早对赤水镇产生向往之情是在我读初三的时候。一节语文课上，李老师痛心疾首地谈到镇上那些积重难返的陋习。当我纠结于是否将父母对号入座时，他话锋一转，说到了勤劳吃苦的赤水人民，“天蒙蒙亮，赤水的菜农就骑着摩托车上来啦！而我们很多人还在废寝忘食打麻将……”李老师通过对勤劳朴实赤水人民的褒扬，来抒发对好逸恶劳镇人的不满。显然，他达到了目的：从那时起，我幼小的心灵就开始孕育反叛的种子，现在又遇到你一个赤水镇的优秀代表，我就更加坚信李老师当初所持的观点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了。

    人的悲哀之一，就是对生养自己的家乡产生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这或许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我的老家在离镇上有五公里的横路村。我是家中长孙。打从会走路了，就跟在爷爷奶奶身边。那段时间有多久，我已记不清。为此，我曾问过母亲多次，可她很避讳谈论这一话题，总是粗声粗气回复我。我被母亲软硬兼施带回家里的那天却记得非常清楚，尤其是被脱离奶奶怀抱时的凄厉哭号真是感天动地，以后我不知道，反正至目前我还没那样哭过，即便四次高考落榜难受程度也不能和当时相提并论。

    刚回去的时候，我难以适应新环境，时常偷偷跑去找奶奶（那时爷爷已过世）。为此，我没少领教父亲那粗糙又蛮横的大手。记得在镇上读五年级时，我写过一篇作文《父亲的手》，那篇作文不仅得到语文老师的褒奖，他还意犹未尽地当着全班同学朗读，那感觉记忆犹新：痛并快乐着。当然，父亲也没冷酷到不通人情的地步，他打我一顿让我长点记性后，也会马上转变态度对我安抚起来，碰上赶集的日子，他会带我去花花绿绿的集市买个小玩具。那时的驿前镇对我们山里孩童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挨一顿揍能赶一次集感觉还挺实惠。

    97年的雨季特别的无情漫长。夏天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狂风将我们卧房屋顶的瓦片席卷，如注暴雨倾倒屋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土腥和腐木味。父母抹黑来到我们三兄妹的床上，紧紧地将我们护在里面。我们胆战心惊地挤在一起，一夜无眠。第二天，我们把床铺搬到了厨房隔壁的杂物间，那房间本来就小摆下两张床后就没了多少空间，可怜那些老鼠在我们硬闯入后抱怨连连，晚上窜到我们三兄妹的床上报复，留下一堆堆肮脏的屎尿。两个月后，厨房又倒了。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我们刚躺下不久，一声沉闷的巨响，又把我们从床上惊起。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一家在废墟里翻找良久，可除了泥块碎瓦以及村人的连绵叹息外，没发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倒塌的泥房不仅将所有的生活工具掩埋，还摧毁了两副上好黑漆放于二楼两长条凳上的棺材。棺材是村里同房的一对老夫妻的。我们是他们的租客。幸运的是，那两副随时待命的棺材没有趁火打劫，带走任何一个本可以让它们完成使命的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