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读《老王》一文,杨绛先生再度走进我的阅读视野。
接着读《干校六记》,让人联想到沈复《浮生六记》,本该是记人生闲情,但谁能想到这笔下的小小幸事却发生在最荒唐的年代。

“十年文革”直接酿就了大陆文人的惨剧,造成社会混乱,人伦瓦解。
于是在万象奇乱,恶语纷飞的年代,一段跨越社会阶层,试图建立起平等友谊,寄予点点温馨又让人倍感荒凉的故事开始了。

开篇人物出场,似一主一仆闲话家常,话的恰是老王的家常。
老王自说,当初不合时宜,脱离了三轮车组织,成了单干户。离群落伍也就算了,家中族亲却也没个依靠。

再看老王自己,只因小时候营养不良瞎了一眼,却被大家说成害了恶病。势单力薄的三轮车夫自然只能住在荒僻小胡同的塌败小屋里。
一个被命运如此不公对待的穷苦老王,我们还能指望他对大家怀有怎样的善意呢?

也许,他感受到了杨绛一家的随和,他热情慷慨为他们半价送冰;也许,他看到了钱钟书作为知识分子,尚且窘迫,他无私无畏义务送他到医院;也许这些,杨绛先生不得而知,她只知老王生活举步维艰,已成病躯。

举世荒凉以对,老王却愿意拖着病躯,来见见给过自己点滴温暖的人,送点薄礼以表回报,也许还想诉说一番生活的感念。

但是,杨绛先生忽视了他对真情的热望,只想给老王多一点生的希望。杨绛觉得,自己能给老王的,无外乎钱了。

于是,老王生命的最后一点余温,也随之消散了,在两人见最后一面的第二天,老王便撒手人寰。
老王,一个荒唐时代的小人物,一个努力不被大家抛弃的可怜人,一个饱含善意的被辜负者,一个故事开始即预料到了结局的悲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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