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打针，打针跟要命一般。
听母亲讲，在我咿呀学语时，除了“爸爸”“妈妈”学得比较快，再就是“爷爷”了。除了从小是由爷爷照看我的因素外，还一个因素是当时隔壁村（中黄山前村，我们村是西黄山前村）有个很有名赤脚医生，姓魏，按照辈分我得叫爷爷。他的医术很高，附近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都去他的诊所看，从小体质一般的我自然也是那得常客，打针的恐惧由此而来。
在我刚开始懂事时，只要被抱着出了门，朝着通往邻村的胡同一走，我就会条件发射的哭。当然，真的生病了，哭是没有用的。父亲那时在城里干活儿，去诊所多数是母亲领着，说是领，其实多数是硬抱过去的。
到了诊所，在那个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屋子里，我接连一口一个：“好爷爷，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好好听话！”那时大人经常拿“你不听话就让魏爷爷给打针”来教育小孩。所以，那时我以为去诊所打针，是因为自己没听话，做错了什么了。到了诊所，话说的再甜也是徒劳，这是我后来慢慢意识到的。现在还模糊记得那时打针的情景，不苟言笑的魏大夫把体温计甩几下，塞到我的腋窝下面，过几分钟拿出来看看，双眉拧着，跟母亲说孩子发烧了，然后就开始兑药，那时的针头针管都不是一次性的，沸水煮过之后还要用镊子夹着在酒精灯上烤一下（记不太准了），连吓带哄地让我半靠在床边，屁股上先是出现一丝凉凉的感觉，再就是一下钻心的疼痛……在我边哭边喊再也不敢了的过程中就打完了。
再大点，上了村育红班（幼儿园），对打针的恐惧没有因为长大而减弱，反而更加厉害。那时村育红班在我们村的一条大街上，和村大队一排，没有院落。多少有点印象的是，每逢镇上的卫生院到村打防疫针时，村里大队的喇叭都会广播：卫生院来我村打防疫针，几岁到几岁的小孩都要打。在育红班上课的我，听到这种广播就开始害怕，然后就趁着下课组织大家打针这空挡偷偷溜了。不能回家，在村里找个角落躲起来了。那时还小，整个活动范围很小，很快就会被爷爷和母亲找到，两个人把我押到育红班，其实很多小伙伴也都害怕打针，但也有个别不害怕的，一般我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打得差不多了。而我，就算被母亲和爷爷带到打针现场，我也不会束手就擒。大夫拿着针开始往胳膊上打了，我还是要挣扎一番，就像一条被攥在手中泥鳅，一个劲儿在扭啊动啊。记得有一次，育红班老师、我母亲和爷爷三个人把着我，我挣扎时把针头都给弄弯了，把打针医生吓了一跳……
慢慢长大了，上了小学，虽然对打针还是那么害怕，但是碍于面子开始学会故作镇定了，特别是当和村里小伙伴一起打预防针时，相互比着，都不想让彼此看到胆怯的一面，所以虽然内心忐忑不安，还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展示出了一个至少看起来勇敢的自己。
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长吧。
PS：附带一篇简评《 对长生疫苗案件，要惩前更要毖后！》
近日，长生疫苗案件疯狂刷屏，背后是公众蔓延的恐慌、质疑和愤怒，裹挟之下形成一股舆论风暴。舆情汹涌之下，是诸多待解的问题。但不管是反思还是追问，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落在解决问题上——惩治犯罪，管好未来。
严肃究责，针对案件本身的“惩前”只是处置“问题疫苗”案件的开始。要避免陷入“出问题—打板子—再出问题—再狠打板子”的循环，必须继续跟进有效措施，筑牢疫苗安全长效防线。“问题疫苗”案件的一再发生就证明了这一点。痛定思痛，必须举一反三，拿出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对疫苗领域体制机制进行彻底地排查、检修，堵住漏洞，防患于未然。
长生疫苗案件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疫苗链条上的种种乱象和积弊。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生产商无良、监管者无力，其所暴露出的生产、监管、经营、信息公开等多个环节的诸多深层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认真加以解决。当务之急，要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对疫苗的审批、生产、采购、流通、使用等每个环节进行全面排查，把那些隐匿的漏洞、不见光的潜规则、疏松的法条全部找出来，该改革就改革，该修法就修法。总之，要铁腕补齐整个链条中的每一条短板，焊牢全系统中的每一个薄弱环节，彻底铲除“问题疫苗”的土壤，还公众以放心安心。
猛药去疴，刮骨疗毒，这是公众心底的呼声，这是党和政府坚决的态度。重拳已经出击，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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