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16.周五，阴转晴，甲辰年正月初七
长篇散文《长路迢迢》刊登于2024年《星火》第一期，作者格尼。一位自由撰稿人，中作协会员，鲁院18届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本名郭金梅。现居四川嘉陵江畔。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中篇小说《一壁青苔》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
读过很多写父亲母亲的文章，也多次写过有关母亲的文字。但格尼的《长路迢迢》让我在这些亲情文中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母女情。这是一种别人没有的，独特的母女情。
格尼笔下的母亲年轻时是美的，父亲夸母亲“是一等一的美人”，“两个大辫子，油黑崭亮，在院里踢毽，大辫子一甩一甩，那才带劲儿呢。”大娘婶子和村里的女人都说母亲“腰条好，皮肤白”。母亲三十出头时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母亲灿烂地笑着，牙齿很白，烫着卷发，瓜子脸，很美。但这是母亲唯一一张笑着的照片。其它的时候，母亲都是愁眉苦脸，她的“巴掌宽的脸，抽在一起。她已被愁毁了容，愁可以把曾经俊秀的面孔扭曲成皱抹布。”为什么母亲会变成这样？原来，1960年的冬天，五岁的母亲被姥爷仍在一列去远方的火车上，后来被孤儿院收养。过了几年，遇见大姨后才又回到家里。当姥爷姥姥带着一家人从山东迁徙到东北那年，母亲又被扔下，寄养在远亲家当童养媳，直到十七岁回东北探亲，才留在东北。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格尼笔下母亲的童年是毫无安全感的童年，所以她的一生都在想着“逃离”，想着“走”，想着“远方”。因为母亲，父亲不得不带着全家人经常迁徙。
因为母亲的愁苦，“我比母亲还想逃，不是逃出北方，是逃出这个家。一个充满争执、焦虑、愁苦、债务的家。我想去赚钱为他们还债，换来家和，换来母亲的笑容。”可“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完成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让母亲快乐。”“不快乐的母亲一点点瓦解着我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信心。”
愁闷已经在母亲体内凝结成放射性物质，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母亲站着或蹲着，即使不说话，也会让我内心震颤。“母亲的焦愁像不断旋转的黑色漩涡，要把我们吸进深渊。”即使远隔千山万水，母亲声音中的“愁闷”也能“辐射”到我及兄弟姊妹，让我们总是互相检讨，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我和妹妹的婚礼父母没有参加。弟弟结婚前20天，母亲“走”的毛病发作，居然不管不顾地走了，放弃参加儿子的婚礼去了河北一个叫鲅鱼圈的地方，只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当年北方的一个熟人。
母亲如果想走而未走，她就会失眠，犯胃病。她不管时间早晚，即使是半夜，也会敲儿女的门，或打儿女的电话。从她口里听不到一句好话，总是各种不如意。这样的母亲谁能忍受？我终于爆发了，开始咆哮，数落指责母亲，母亲也同样咆哮着、哭泣着。
难道母亲真的就这样不可理喻？不为儿女着想？不是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能干的，孝顺的。她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还要下地干活，地里的活，男人都赶不上她。她待人热情，厨艺好，她就像陀螺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忙。奶奶失能失智，不认识任何人，只认得妈妈，躺在床上2年，没有生过褥疮。冬天早上起来，家人的鞋子里都是热呼呼的干燥鞋垫。
作者在当下母亲的愁闷中回忆着年轻时母亲那些闪光点以及母亲那缺乏安全感的童年经历，用文字一点点地将自己从愤怒、咆哮中解脱出来，渐渐地心平气和，她渐渐与自己和解了，并开始理解和接受了母亲的“病态”。
文字具有疗愈作用。文字可以愉悦自己，温暖他人。
格尼是这么写的：“当我写下这些并不能完全描述母亲的文字，无论母亲将来怎么折腾，我不会感到艰难了，不会咆哮，免不了会酸楚。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悲伤，也有那么多快乐。我的五岁被扔过的母亲，深入骨髓的悲伤必然会多一些。长路上的母亲，如果走可以让她减轻悲伤，那就再次出发吧。”
格尼是70后，上有这样喜欢折腾的母亲，下有面临高考的女儿，因为陪读，她只能以文为生。她有她的焦灼和烦闷。文字是她疏解自己情绪的良药，她从书写中获得救赎，让心灵归于宁静。
读格尼的《长路迢迢》，我感同身受。
对我来说，当前父母的状态、母亲的牢骚、长吁短叹正在消耗我对生活的热情，对未来的信心。每次从娘家回来，我都是心情郁闷，失眠。加上自己又被“带孙”这个艰巨任务绑架，出钱出力还不讨好。我的委屈，我的辛劳，无人能懂，而且我无法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向任何人倾诉，也无人能替我解决我的困难。没得法，我只能借助文字救赎自己。唯有文字能安抚我的内心，书写是我唯一释放压力，发泄情绪的渠道。每次写完，都能感觉身心轻松。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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