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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男，1952年出生，江西永丰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正军级，教授，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
最近被金一南教授圈粉，花了3天时间分秒必争的看完400多页的《苦难辉煌》，既感叹于革命前辈们用热血与胆略书写了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叹服于金老大开大合、浓墨重彩的叙事笔法，作为一名军人，他对党史、军史的解读，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叙述，也有具体战事的详细描写，既有对历史事件、人物“长镜头”式的追根溯源，也有很多“全景式”的同一时期东西方各国、国内各方势力的情况对比，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着一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和爱国情怀，读来荡气回肠，酣畅淋漓。
这是一部党史著作，以小说的笔法写就，非常好读。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共党史与中国人民军史的著作。”视角独特，强烈推荐与你。
2010年4月，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所以，它的史料无疑都是权威的。
国内一位管理学名师曾说：当下企业家最需要学的，不是什么经济学、管理学，而是中共党史。在中共长期执政的今天，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党的成长史，你就无法理解、更无法预测他的政策走向。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作为年青一代，了解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当下，在浮躁的社会中，保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作为党员干部，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当我们用心体会到了当年革命前辈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主义”的力量，我们才能感受到灵魂涤荡，从心底敬畏权力。
以下，说说在该书中看到、而在历史教科书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儿。我选择的，都是刷新了我认知的部分：
一、中共的诞生，让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中共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创业期。
其一、建立之初力量小。中共成立于1921年，当时，中国有300多个政党，几乎每天都有政党产生，有政党消失。中共成立之初，不过几十名党员。其影响力，从一大代表就可以看出：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13名各地共产主义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出席会议，“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均未出席，成为历史的遗憾。
【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所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为参加。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委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摘自《苦难辉煌》）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当时并未受重视的会议。没有人会想到，28年后，这个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党派，能夺取全国政权。
其二、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残酷迫害下，无数核心骨干惨遭杀害。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革命损失惨重。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摘自《苦难辉煌》）
其三、历经无数失败，革命探索艰苦卓绝。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直到毛泽东摸索出：在中国，依靠城市暴动不可能成功，必须利用军阀矛盾，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秋收起义后，斗争区域正式从城市转向农村，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这一思想得到实践，中国革命才出现转机，党员数量和红军人数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中共创业之艰苦，从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可以看出：叛党变成“反革命”有三人（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两人后成为汉奸（陈公博、周佛海）；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后来“迷途知返”有两人（包惠僧、刘仁静）；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有两人（李汉俊、李达）；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坚持革命并得到善终者仅有两人（董必武、毛泽东），比例仅为15%，这在全世界政党中都是罕见的。
就像金一南教授所说的：在当时的情势下，看不到希望的人比比皆是。走到最后的，依靠的唯有舍生忘死的对真理的追求和历史的自觉。
金一南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曾说到：为什么中共建党至今90多年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实在是打江山不易啊！中共必须时时警惕危险，不断的自我完善，才能避免重蹈苏联覆辙。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在赤色革命中纷纷丢失政权？因为他们的江山都是苏联的坦克帮助推出来的。
二、关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很可能是“背锅”。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陈独秀一开始就拒绝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直到中共因为经费问题，实在难以为继，才妥协。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右倾错误”，也并非陈独秀的主张。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马林认为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最后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方案。
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曾在广西区党校作《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争议问题》的报告，也曾说过这一点。
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最看重和支持的，一直都不是共产党和毛泽东！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这要从苏俄对中国的援助目的说起：苏俄援华，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维护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为了支持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苏俄和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建立军校。之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千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国民党的军队是按照苏俄共产党的模式建立的。
相比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不看好，认为中共无法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是中共对接受援助十分谨慎。
正如第二点所说，陈独秀一开始，是坚决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能向私人借。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陈独秀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直到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后来马林为了营救他们，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得以无罪释放。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四、谁人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曾多次被排挤。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都被排挤在核心圈外。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共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经马林同意选陈独秀为书记；选定瞿秋白由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
选择毛泽东的不是共产国际，而是历史。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才总结出来的。
以前，我们只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知“中国化”三个字，浸染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太多的鲜血：
——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性：“三.二○”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让共产党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要想掌握革命的主动权，必须掌握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否则就只能任人宰割。
——走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的出路：80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让共产党终于摸清了中国的国情：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力量小，没有受到充分的民主教育，城市暴动无法取得革命成功；而由于军阀混战，处于破产边缘的广大农村，农民也具有相当的革命性，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到农村建立根据地，通过不断发展、扩大工农武装割据，“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最后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共产国际。
共产党通过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军队也参加生产，实现自给自足。经济上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中共从此由苦难，走向辉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整理到此，才发现，我看的只是该书的上半部分。后面如有收获，会继续整理。欢迎关注。
后记：我很想知道，有多少人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一说到“党”，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教条、很政治？就我自己来说，多了解历史，会让我更谦卑、有所敬畏。历史有很多角度，我们读书时学的那几条结论，其实非常“窄”，我们只是记住了事件发展的顺序，然而，它的运行规律、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因素、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越是“无知”，越是以为简单、懂得。当你深入到历史中，才会觉察到历史的广博，用它丰富的营养，滋养我们，独立的灵魂，从此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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