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了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么？’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了，二妹也死了，憨子也死了！’他就哇哇大哭，哭的憋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
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蘸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块儿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梁晓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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