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正打算要着力创作一本小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像是隐匿的幽灵般突然出现在脑海里——那么我到底该写些什么？对我来说，这句话跟一道谜语没什么区别。在此之前，我也曾写过一些东西，它们无一例外，全是残次品。况且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你若问我当初写过什么，我只会说不知道。所以如果让我现在重新念一遍那句神奇的魔咒——那么我到底该写些什么——我将依然一无所获。
在写作上，我没什么成就，却擅自认领了众多师尊。倘若拿这道谜语来问他们，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如你所知，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实际上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故事里情节的每一次转折都暗喻了他本人的命运；卡佛呢？他所描绘的那些美国破败，消极的景象，其实是他作为一个Loser正在经历的。短篇小说《距离》中，那对住在牙医诊所地下室靠打扫卫生抵付房租的夫妇就是卡佛年轻时的真实写照；我们再来看看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的主人公是“异化”后的作者自己，那个被库切用“他”来代称的年轻人约翰，无论是履历抑或年纪都与他高度吻合。
现在，面对那道无从所知的谜题，我终于了解到一些东西——即使是那些被我视如神明的作家，也不过是在忠实地描写自己的生活，而绝非凭空捏造，毫无根据。作为文学上的领路人，我是如此愿意去遵从他们。
毫无疑问的，我洞悉了那道暗语的谜底——那么我到底该写些什么——那就是我个人的生活。譬如课后作业里的三个选项：童年经历，人生转折以及坚持的爱好。对我来说，童年是一片灰暗的，它乏善可陈，偶有亮光。我是个在书堆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孤僻而沉默。为了应对那种深刻的孤独，年幼时开发出了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促使我踏上写作之路的能力和天赋。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正在逐渐失去它……我人生的重大转折之一是参军入伍，目的是为了像海明威那样“投入真正的生活”。实事求是地说，那是段宝贵的经历，但我并不打算去书写它，或者说，不会以它作为写作的主题，再或说，至少在我现在构思的这篇小说里不会去写。在排除了两个选项后，答案便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始终羞于开口承认的一件事是我的诗人身份，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伴随我成长着。在这方面，我得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一位在古诗词方面颇有造诣的老人学习宋词，他是我打暑期工时那家餐馆的老板。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眼睛里的那种光泽——他是那么渴望将毕生所学全部授予与人。在我临走的那一天，他特意将我带去他的藏宝库：一间堆满了书的上百平米的地下室。然后从中挑出一部书赠予了我——王力的《诗词格律》，中华书局一九七七版。他告诫我说这本书要留着时时翻阅，等日后有空就来找他。可惜我辜负了他的期望，囫囵吞枣地学习一暑假之后，我的心思就放到了别处。从此我们再无联系。就这样我错过了传承一位长者毕生智慧与信念的机缘，甚至连那本书，都不知被丢到了何处。
退役之后，我开始写现代诗，又有一份幸运摆在面前。那时我有机会得到一位优秀诗人的免费指导。我递交了自己的一首作品，理所应当的，我成了入选的唯一一人。庆幸的是这次我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我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及能力，成为了一名诗人，却始终羞于启齿。原因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众对于汉语新诗的误读，误解，甚至连我们这些所谓的诗人自己，也已然分成几个流派，无数大大小小的圈子，互相攻击，诋毁。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庸俗浮躁的社会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诗意，我想，这可以成为我小说的主题。王小波在万寿寺的结尾写道：“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我要写的就是这样一个诗意的世界。它就存在于我们正经历的这个时代里，存在于我们这个喧哗世界的万事万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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