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席上看过樊锦诗先生的演讲,知道了她被人称为“敦煌的女儿”。因此,在微信读书上看到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敦煌之旅。
飞天摘录两个片段:
(一)莫高窟在文革中没有破坏。在文革“破四旧”中,很多文物古迹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莫高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没丢一本图书,没有一幅壁画和一尊彩塑被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搞派系,各派之间也都写大字报,互相攻击、互相批判,可对于洞窟保护和绝不把武斗引入的想法是一致的。读到这一句,让我对这些知识分子肃然起敬,他们对敦煌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人性最恶的一面完全暴露的时候,这一份良知的底色仍然还在。当时的敦煌研究所总共48个人,共分成了16派,有的还是一个人宣布自成一派,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想笑,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呢,在我看来有点像小孩子闹着玩吧。
(二)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融合。佛教的文化是包容的,要不然它怎么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呢。莫高窟第220窟有一幅初唐时期的经变画---《维摩诘经变》。维摩诘病了,文殊菩萨去看望并与他辩法,诸国王来听法,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皇帝,昂首阔步、身着襟袍。这幅画的背后是一段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这种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沙门不敬王者、沙门不敬父母。一个是与王权的冲突,一个是与儒家孝道文化的冲突。佛教认为和尚只敬佛,而不敬国王。然而,最高统治者怎能容忍佛门弟子对自己的不敬呢?这个矛盾不解决,佛教的传入与传播肯定得不到政治支持,也就很难在当时生存下去。佛教又认为家庭和世俗社会是痛苦与烦恼的根源,只要脱离家庭和社会才能得到解脱。而这种思想与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儒家孝悌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这个矛盾不解决,佛教在中原的传播也不可能有群众基础。好在佛是灵活变通的,巧妙的解决了佛法与世间法、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对西北的大漠和风土一直有一种向往。看了此书,又多了一份敦煌的文化艺术向往。什么时候,有机会去走一走、看一看呢?祖国的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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