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另外还有两种说词的方式,一个是从作品的材质带给人感发力量的大小多少为标准来评词。《人间词话》曾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最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可见他认为作品中所传达的感发力量,是有深浅、大小、厚薄、广狭的不同。像沈佺期、宋之问写的“魂飞南翥鸟,泪尽北枝花”,也未尝不美丽,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杜甫的“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发的生命自然就博大深厚。
词的高低好坏,大小词人、大小作家层次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感发生命的大小厚薄的不同。还不只是他自己感发生命的不同,他传达出来的时候,所带着的力量也是不同的。就算是同样写破国亡家的悲哀和感慨,你写出来使别人感动多少,他写出来使别人感动多少?你所传达的效果和力量如何?这是分辨作品好坏的主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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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词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是因为李后主所写的虽然只是一个人破国亡家的悲哀,可是从他一个人的痛苦中,忽然体会到了所有人间这种无常的悲哀。所以他说:“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写得已经是整个人生的悲哀了。再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他写的也原只是自己个人的悲哀,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他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可我们每个人都在“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永恒跟“往事知多少”的无常消逝的对比中,看到以一个人的悲哀写出了所有人类的悲哀。王国维曾从中主词的“菡萏香销”联想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
第二种论词的方式,立足与读者对诗词作品的再创造。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然后他举了三首小词代表这三种境界。这种说词方式与西方的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论有相合之处。有一个意大利讲接受美学的学者Franco Merlgalli(墨尔加利),曾说作为接受者对于一个美学的客体,不管是一首歌曲、一首诗,他们的读者,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一般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表面把作品看过去,这是最普通的读者。第二种是透明性的读者,能够透过表层的意思,看到里边的最本质的作用。像王国维对中主的那首词,不是只看表面的情意,他能够透过真正的感发生命的本质,把美人的迟暮跟草木的零落结合起来,看出一种所有美好生命志意落空的那种走向衰衰亡的悲慨。这是第二类透明性的读者。还有第三种创造性的读者,就是说一般读者只能做到作者说一,你懂得一,作者说二,你懂得二。但是创造性的读者可以做到作者说的是一,你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你可以有这样自由的、丰富的联想。晏殊、欧阳修等人所写的词,就曾经引起王国维这样创造性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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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这就是读者创造性的联想了。可读者不可以自由联想,西方的接受美学专家德国的Walfgong lser就说了:“读者的反应是一定要受到作品的肌理、组织所左右的,你不能随便联想。”杜甫《秋兴》诗有一句:“闻道长安似奕棋。”有人解释说,杜甫是说长安的街道都是南北东西的方向排列像棋盘似的。可是作者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在品质方面也不合感发的联想。因为杜甫曾经在长安居住过,亲眼看到安史之乱时长安再次的沦陷。言外之意是说,难道国家的首都长安也跟下棋一样,说败就败了,说沦陷就沦陷了吗?而且还可能指当时政策的反复。只有最好的作者、第一流的作者才能够在作品之中隐藏蕴蓄着这么多的潜在的力量,使读者可以随时发掘联想发挥。“凋碧树”的“凋零”,它在本身的材质上,是要说当万紫千红都零落了,楼头的荫蔽都消除之后的情景,人常常被眼前身外的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所限制牵绊,没有更远的理想和目光。要成为创造真正伟大事业的人,就要脱除这眼前利益得失的牵绊,要有高瞻远瞩的目光。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是由这个作品本身内容材质引发的联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本也是写爱情的,为什么王国维说这是第二种境界呢?因为如果真正追求大学问、大事业,你要付出代价,不是急功好利、想走最短捷径来求取最大成果的人所能做到的,所以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不惜牺牲的追求精神。急功好利的人尽管有眼前的一点小的成就,但他永远不会取得大事业、大学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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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既然说成大事业、大学问,就不是说只追求不获得,而是说你最后要真的完成。所以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第三种境界。大家都追求万紫千红的繁华灿烂,但最后发现,我真正追求得到却是在灯火阑珊的地方,一定要能够忍耐孤独,付出牺牲、勤劳的代价,才能得到成功。
王国维又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为什么不说柳永、辛弃疾,而说晏、欧诸公呢?”叶嘉莹认为原因有二:一则是“衣带渐宽”一词本来也见于欧词集中,所以他说晏、欧;再则是因为如果以小词带着丰富的感动兴发的力量来说,是晏殊跟欧阳修的小词里边更富有这种特色,是以南唐的冯延巳到北宋初年的晏、欧的小词里边所带着的这种丰富的感发的力量为最多。它不用语码,不用故事,不用典故,而它却能带着这样大的感发的力量。冯正中词《蝶恋花》“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饶宗颐教授却从这里看到了一种“开济老臣”的怀抱。欧阳修词:“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圣经上保罗的书信说:“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就是离开,也没有遗憾了。只有大词人、大诗人,不管写看花,不管写饮酒,不管写爱情的相思怀念,才能写出这样一种境界,才能够蕴藏含蓄这么丰富的潜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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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虽然自由,但它是要受这个诗歌作品本身本质的限制的。这种欣赏的方式是王国维一个人发明的吗?不是的。这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最传统的诗歌欣赏方法。《《论语·泰伯》篇曾说:“子曰:‘兴于诗’。”兴是一种兴发感动,诗的作用就在于能够给你的心灵一种感发。古人曾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就是在于你的内心有一种活泼敏锐的善于感发的心灵,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根本所在的地方。诗歌的最大的作用,是要让你有一颗不死的不僵化的心灵,有一个善感的心灵,要“兴于诗”。
孔子不但说“兴于诗”,还说诗是“可以兴”的。孔子所赞美的“兴”,相当于西方的接受美学所说的创造性的联想。论语上就曾记载孔子与学生的谈话说:“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所以这种自由联想,西方所谓读者反应论的自由联想,是我们中国一向就有的宝贵传统。西方的理论还曾进一步提到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说:“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也就是读者自身改变的过程,也就是读者受作品中之潜能影响的过程。”因此一般常说诗可以陶冶性情,可见作品对读者确实有相当的影响,这正是我们学习诗歌的一项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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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词”是一种“要眇宜修”的文学体式,容易引起读者丰美的联想。以联想说词的方式,则大致可分为两大主流:一派是以“比”的方式,用“语码”的联想来说词的,可以张惠言为代表;一派是用“兴”的方式,用感发所引起的联想来说词的,可以王国维为代表。
(备注:图片来自网络,文字整理于叶嘉莹《唐诗宋词十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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