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刀锋》中，毛姆不只一次提到了中国。比如，女主伊莎贝尔的妈妈曾经在中国待过，并带回来一些中国的物件，摆在家里。
在讲到拉里的时候，他又写到了中国，虽然笔墨很少，但能想象，他是有把中国一直考虑在内的。
《刀锋》完成于二战期间，早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毛姆就来到了中国。这一点在《刀锋》中也有带过，有一些他来中国的影子，提到了他到过远东。主人公拉里进修的地方，则是在印度。
毛姆曾经说过：（北京是）世界上安度余生最惬意的城市之一。他还说，这个国家可以“给你一切”。
毛姆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在中国屏风上》《面纱》《大班》。甚至在来中国前，就写了《月亮与六便士》，在此书中，给了中国人一个角色。可以说，在来中国之前，毛姆就对中国很感兴趣。
1920年，来到中国后的毛姆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到重庆拜访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家辜鸿铭。当时的中国，国门已被打开，对于国外的世界，大家都很新奇。但是两个人这次的会面并不愉快。
毛姆给辜鸿铭捎了便条，让辜鸿铭来见他。辜鸿铭并不吃这一套，没有前去找他。没有办法，毛姆只得登门拜访。
关于这一点，毛姆在游记中有所记录，将他与辜鸿铭的对话摘取其中一部分：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等了一会儿，那位领我进来的年轻人摆上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包弗吉尼亚产的香烟。他刚出去，那位哲学家跟着就进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对他给我这个机会拜访他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把椅子，给我倒上了一杯茶。
“你想来见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他说，“你们英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打交道；所以你们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
我想表示抗议。但是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真正意图。他靠在椅子里，用嘲弄的目光看著我。
“你们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这时我才弄明白他对我朋友以那种方式与他联络仍耿耿与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得随口说了几句恭维的话。
开始的见面并不美好，夹枪带棍的。对于问题的探讨，氛围也不是很好。毛姆临走时，辜鸿铭还给他提了字，送了他小诗：
“我冒昧送给你自己作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诗人。”
“当中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的时候，”他挖苦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了。”
我拿起纸来看了看上面的中国字。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上面的字是相当有序地排列着的。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不能，”他回答道，“你不能指望我背叛自己。还是请你的英国朋友帮这个忙吧。那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会找到人向你解释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意思。”
对于外国人，辜鸿铭是耿耿于怀的。
在游记中毛姆还说，每看到字画，便想起了这位哲学大师。想必是当时辜鸿铭也想了，在我的地盘上，凭什么你说了算啊，你让我见你我就去啊，那多没面子啊。所以，就一直绷着，直到毛姆绷不住来见他。
回国以后，毛姆便写了《面纱》，小说中的欧洲女子吉蒂之眼在上海繁华不夜城间游走、漫步于乡间小道。吉蒂，亦或是毛姆，如此描绘中国乡村的某一处：“拱门上面雕刻有华丽的花纹，它矗立在这块土地上，俨然似一座纪念碑，然而巍然之中隐含着某种讽刺意味。他们在拱门底座上坐了下来，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山上遍布着绿草茵茵的坟包，它们并不是井井有条地排成行列，而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给人感觉它们的主人在地下也是横躺竖卧，不得安宁。狭窄的堤道在翠绿的稻田中蜿蜒而行。一个小男孩正骑在水牛颈子上，慢悠悠地赶牛回家。三个农民头戴宽大的草帽，各自肩上背着一垛庄稼，歪歪斜斜地走着路。偶尔会吹来傍晚的微风，熬过了中午的酷暑之后，自然让人感到格外惬意。乡村广袤的原野在眼前铺展开去，放眼一望使人倍感松弛，甚至会勾起莫名的伤感。”
可能，这就是当时毛姆眼中的中国，新奇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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