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09天《形势解 第六十四》第二部分

《管子》学习第209天《形势解 第六十四》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人主之所以能做到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故曰：“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故曰：“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济济者，诚庄事断也。多士者，多长者也。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国治，竟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故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故曰：“纣之失也。”无仪法程序，蜚摇而无所定，谓之蜚蓬之问。蜚蓬之问，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故曰：“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字词注释

[1]亡：通“忘”。忘掉。

[2]将将：同“锵锵”。这里形容鸟叫声。

[3]美行：当作“美貌”。

[4]竟：通“境”。边境。

[5]憯：同“惨”。

[6]蜚：古“飞”字。

译文参考

      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是因为他命令的是人民所喜好的，禁止的是人民所厌恶的。大凡人之常情，都是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所以上面的令对人有好处能通行，禁能为人除害就能禁止。之所以令行，是因为人民赞成他的政治，所以令才能行。所以说：“贵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能让人民竭忠尽力而亲近君上，一定是因为他为天下谋利而除害。所以德行惠于天下，恩惠施及万物，父子相安，群生得育，所以万民无不高兴地为其尽力为其所用。在家则努力耕种以充实国家仓库，出国则尽节杀敌保卫社稷，即使劳苦受辱也无怨言。这就是地位卑贱的人忘掉卑贱的原因。所以说：“贱有以亡卑。”

      起居定时，饮食定量，寒热得当，就对身体好，因而寿命长。起居不定时，饮食不定量，寒热不得当，就会形体受累而寿命减短。人懒惰而奢侈就会贫困，勤劳而节约就会富有。凡事都不会白白到来，必有其缘由。所以说：“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法度确立则人民乐从，政令发出则人民接受。法令合于民心，就像符节一样相合，如此人君就地位尊显。所以说：“衔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所言，合道理，合民情，则人民就接受其言论。人民接受其言论，君主的名声就得到彰显。所以说：“受辞者，名之运也。”

      明主治理天下，不扰民而使其安定，不劳人民而使其安闲。不扰民，民众就守法；不劳民，民众就自觉劳作。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建立法度，划分职责，明确规范，用来治理人民，而不是先用言语指挥，这样民众就能遵循正道。所谓抱蜀，指的是祭器。所以说：“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锵锵而鸣的鸿鹄，长得很美。因为貌美，所以人民歌颂它。德义，是美好的行为。德义美，所以民众喜爱它。民众所歌颂喜爱的，是美貌德义，明主和鸿鹄则具有这些。所以说：“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济济，是指诚实庄重，处事果断。多士，是指人才很多。周文王诚实庄重，处事果断，所以国家大治。他的大臣通达事理，尽力辅佐，所以人主英明。人主英明而国家大治，境内都受到好处和恩泽，所以殷商百姓对文王翘首以盼，愿意做文王的臣民。所以说：“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王为人主，劳民出力，侵夺民财，危害民命，冤枉、暴力的法令强加于百姓，把恶毒的使臣派遣到天下各处。所以大臣不亲，小民怨愤。天下都背叛他，愿意做文王的臣民，是纣王自作自受。所以说：“纣之失也。”没有法度程序，摇摆不定的传闻，就叫像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传闻。没有根据的传闻，英明的人主不听信。不合法度的话，英明的人主也不认可。所以说：“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核心内容解读

      这些段落逐字逐句详尽地解释了《形势篇》中“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关于君主如何立法而使得政令畅通，在于他的命令符合百姓所喜好的，而他的禁止也正符合百姓所厌恶的。人之常情，趋利避害、好生恶死，立法执政遵循“因人情”的原则立法，就会受到民众欢迎，得到民众认可。顺民心治国，才能做到令行禁止。

    “贱有以忘卑"，意指低贱的百姓并非乐于卑贱，而是对于自己的处境能够安于现状，如同命运安排一般。如果上位者能够做到“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则百姓“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这里反映出《管子》重民安民的思想，要维护社会稳定，使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人尽其用，各得其宜，各安其位，各乐其业。

      文中说：“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即起居的时间保持稳定，饮食保持节制，冷热保持适中，这样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从而延长寿命。反之，“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总之，“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即懒惰而奢侈，一定会遭受贫困；努力工作而又节俭，一定会富裕。任何事物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到来，都必定有其原因。人懒惰奢侈就会贫穷，勤劳节俭就可以致富。“勤”与“俭”应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家庭经济状况取决于勤与俭的结合，前者是开源，后者是节流。很显然，作者是在要求人们，生活起居一定要节俭，行为举止一定要有节制。这样，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富贵长久。

      “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这里依然是对明主治理国家的描述，法令实施合乎民心，人主出言顺乎民意，明主治理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去骚扰他们，让百姓休养生息而不去烦劳他们。君主不乱发指令，明确规则，百姓就会遵循正道。

      这里还反映出《管子》中的一些孝道思想。“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对其中“蜀”字，古代学者多训释为“祠器”“宗器”，这句话大意指有德行的国君若能实行孝治，天下社稷便可得到有效治理。祠器，作为宗庙中祭祀祖先的礼器，天然地承载着孝道之义。

      “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作者用美丽的鸿鹄比喻美行德义，赞扬明主；用周文王的故事来论证主明而国治，明主需要像周文王一样诚庄事断，故国治；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纣王作为反例，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被众臣和百姓所痛恨和抛弃。明主不听从不牢靠的音讯，不称许无法度的言辞。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中立法的理论基础（一）

      “管法”的政治理论是以天、地、人的总体关系为出发点的。只有把握住三者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治理好国家。《禁藏》中说：“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又说：“顺天之时，得地之宜，忠人之和。”《版法解》中指出，圣人之治，要在“法天”“法地”“法四时”。《君臣上》提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霸言》特别强调政在得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失人者亡。

    “管法”认为法不是天外的来客，而是人为的产物。正如《任法》中所云：“有生法。”在管法看来，生法者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君主，“夫生法者，君也”。但是君主制定法又不能随心所欲，而应遵循和反映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必然性。为了了解和把握住事物的客观必然性，首要的是从调查入手，掌握实际情况。《正世》篇说：“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这里所谓的“观”“料”“察”“本”“知”均指调查研究。只有准确地掌握了情况才能立法，才能治国。这里表现了“管法”立法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具体来说，立法时应遵循哪些客观必然呢？“管法”家提出了如下诸项：顺天道，随时变，因人情，遵事理，量可能。

顺天道

天地、阴阳、四时等自然现象，概括起来称为“天道”。“管法”认为天、地、阴阳、四时等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互相制约的统一整体中，各有各的作用。“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四时是由阴阳之气的变化造成的：“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阳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阳气毕下，故万物藏。”（《管子·形势解》）

自然界在其自身运动中有一定的规律，“管法”称为“道”“常”“则”“节”“度”

“数”“时”“序”等。细致分析，“道”的含义有不同层次的内容。有时指自然运动的轨道与特点，《七法》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有均（原作均有，依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本改）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重令》篇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形势解》：“天之道，满而不溢。”有时，道指事物的纲要，《君臣上》说：“道也者，万物之要也。”有时又指社会关系及人的行为标准。道的具体含义要与上下文内容连贯起来具体分析。

      “管法”认为自然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也（原文为天地，依《管子集校》本改），莫之能损益也。”《君臣上》说：“道者，诚人之性也，非在人者也（依《管子集校》本改）。”

      “管法”认为，当政者必须顺从天道才能取得成就，违反天道必遭失败。顺天道，首先表现在精神上。“管法”认为“天道”的本性对万物一视同仁而无私，据此立法要从公而无私。这叫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管子·版法解》）。立法尚公的原则是从天道中引申出来的。

其次，立法要依从自然规律，并把自然规律纳入立法的内容，使人们必须遵从。他们认为，春天万物复生，性质属“仁”，相应的也应行仁政，如不准杀生、毁卵，要赈济贫苦，贷种子，助孤民，赦罪犯等；夏天万物茂长，性质属“忠”，这时要实行鼓励政策，以劝天功；秋天万物萧杀，性质属“急”，与之相应，政治要从严，如行五刑，诛大罪等；冬天万物休息，性质为“闭”，与之相应，要集聚财货，妥加贮藏，对民进行教育等（参阅《管子·禁藏》）。《七臣七主》中也讲到四时之政：“春无杀伐”，“夏无遏水达名川”，“秋无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版法解》中也详细论述了四时之政。

根据不同的时令要行不同的政令，是很有道理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行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但在实践中，事情并不都是这样，逆自然规律而动的现象屡屡发生。统治者滥征徭役、兵役，违反四时规律，极大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在“管法”之前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一再呼吁政令不要违时，但把顺从四时作为法令加以规定，“管法”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这是很有价值的认识。当然，在他们的论述中也有荒谬之处，如把四时与刑赏等相对应，把四时赋予人事道德性质，反过来又给法律政令注入了自然性质，并通过自然化使法律神圣化，从而肯定了赏罚是必然的。“管法”把“法”接上“道”，又容纳了“仁”和“忠”，又配以四时，显然融合了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的内容。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卷》，刘泽华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