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家好像都认为送外卖的门槛低，只要会骑电动车、会看地图，会用智能手机上的派单App，似乎每个人都能成为外卖骑手。
但是平心而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去送外卖，因为外卖骑手不得不面对社会和媒体的污名化，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偏见，很多骑手也会提到，自己能感受到别人瞧不起自己。
所以正如开头所说的，即便是对于骑手自己来说，没有多少人把这份工作当成一种能够长期发展的职业，而是当成过渡职业，所以骑手的来源似乎也是五花八门的。
比如，虽然现在我们能看见一些电影或者文章在描述骑手时，主角可能是被裁员的互联网白领、待业的高学历毕业生等等城市中产背景群体；
但根据外卖平台的统计，选择成为骑手的人有超过75%都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换句话说，平台劳动看似是新职业，但主力还是“旧人群”。
孙萍曾经在2021年的北京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的是骑手之前从事过的工作，我们只讲最多的几个选项，其中有43.26%曾经是工厂工人；
这是比例最高的选项，其他比例比较高的还有33%当过餐厅服务员、29.86%做过销售、25.97%做过建筑工等等，都曾经是进城务工人群最常见的职业选择。
相比之下，做过办公室白领的只有11.33%，第一份工作就是骑手的更是只有1.9%。
此外，新京报也曾经在2020年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外卖骑手以“90后”为主，20—30岁的骑手占比高达45.26%，同时，有41.11%外卖骑手是初中水平，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
可见，骑手群体不少是二代农民工，甚至是1995年后出生的第三代农民工，他们的劳动观念也正在改变。
当孙萍老师问骑手们自己为什么选择送外卖时，答案往往非常简单直接：
收入高，没人管，不拖工资，比在工厂好多了。
有一个“逃离工厂”的典型，小蔡。
2020年接受采访时小蔡只有21岁，但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初三就不上学了，14岁那年跟着妈妈来到北京打工。
他在公园里浇过花，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也在惠州的电子厂做过代工，有时订单多，靠着加班能挣一万元，但平常工资不高，而且“挺无聊的，一直坐着，低头干活”。
后来听朋友介绍，说送外卖可以“月入过万”，就回北京来做“全天兼职”的外卖骑手。
小蔡说：“（外卖）好干一些，没有工长或组长在背后时时监督你，看到偷懒就骂你，上厕所还要请示。”
我曾经和一个骑手交流过，他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送外卖更加自由，比如说等出餐的时候，或者上下楼送餐的时候能看看手机，刷刷短视频，甚至打一把手机游戏，实在累了还能自己靠在车上躺会儿，这是进厂比不了的。
不想被管，并不意味着骑手们吃不了苦、不努力，恰恰相反，孙萍说很多骑手都非常勤劳、刻苦，也相信坚持跑外卖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曾凡胜，他三十出头，2019年10月在辽宁老家投资餐馆，结果因为一直无法正常营业，本金打了水漂。
第二年他和妻子一同来到北京打工，他先是干网约车，发现攒不下钱，就来干外卖。
他尝到了一单一单赚钱的甜头，干得非常拼命，一天有12个小时都在送外卖。
他还把自己跑单的截图都留存了下来，看着里面的收入、单价、路程地图，还有不时在路上拍下的风景，曾凡胜说，这以后就是他努力还钱、有朝一日可以“出人头地”的印证。
可以简单总结说，更好的收入、更大的自主权，都是选择的推力，让很多人放弃了传统的就业方向，转向了平台经济，成为外卖骑手。
有推力，当然还有拉力，这就要说到外卖平台方和劳务中介的“堆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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