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是一种态度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

一个人找另一个人

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

才是真正的孤独

2009年，当刘震云的小说《一句  顶一万句》在《人民文学》连载时，牟森追着读完这部小说，之后，他在博客中写下八个字：地老天荒，山高水长。

2018年5月，由牟森改编的舞台剧《一句  顶一万句》在北京上演了。九年过去了，刘震云对于中原采用的文字叙述，经牟森之手成为戏剧叙述。有关这部剧作的新闻更多的被描述为：牟森的获救和抵达。

牟森的博客我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阅读的，牟森的博客最后出现的名字是：重构和云叙事。重构记述了2006年----2009年牟森，而云叙事记述了2009年---2015年的牟森。其中还包括了“刀兵记录”这个分支。现在互联网上有关牟森博客的内容已经残缺不全了。而我有幸反复阅读了2006年---2015年这十一年的记录。而《短书集》的出现就得益于此。

有关牟森先生改编《一句 顶一万句》的媒体报道我看了大部分。在这些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牟森，与我在博客中长期关注的牟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在新闻报道中的牟森显然内敛了许多。这一点正如牟森本人所讲的：四十岁后，“杀心”落。

对于牟森而言，在四十岁以后，所谓的“杀心”等同于“分别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许读者更容易理解“杀心”到底为何？只是在戏剧表现中，“分别心”远远不如“杀心”二字所带来的强烈的冲突感。戏剧的本身就是不断的制造冲突，并为冲突找到合理的出路。

不过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才是“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本身所附带的孤独感。这种“独怆然而泣下”的触动永远只有作者才能了然于心。而观众能做到的只是围绕着这种触动在不同的视角下观察它，并理解所看到的那一面映射在自己心里的投影。

牟森对《一句 顶一万句》的理解持续了九年之久。正如牟森问刘震云：“中原是什么？”而刘震云不假思索的回答则是牟森改编这部小说的全部基调：中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单单只停留在《一句 顶一万句》，正如在《温故1942》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老张临死前，他想起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 3 天前饿死的，他觉得 ：“我比老李多活了 3 天，我值了！”

这种故事桥段无从查证其真实性，但是在刘震云和牟森眼中，这样的小故事正是表达中原作为一种态度存在的例证。我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故事太过于残酷，可是温暖不会成为生活的全部，以前不是，现在也不会，将来更不会。如果将这样的小故事放置在电影或是戏剧中表现出来，观众就会认为这种残酷只是在电影、戏剧中才会出现，而与自己完全无关。可惜的是，刘震云和牟森真正想说的是，这种残酷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直面对视与视而不见，丝毫不影响这类生活的出现。

如果将《一句 顶一万句》的理解停留在有关“中原的态度”上，还是过于肤浅了。在《一句 顶一万句》中所讲述的中原故事，只是中原的一部分，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也不过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的中原也同样是我们的中原，他们也不过是我们在平行空间中的自己。只是在没有这部小说和戏剧之前，我们彼此不通消息。而牟森所要做的无非是：传递一个消息。

有关“奥德赛式的叙事”是我从牟森处学来的。在研读一些历史著述时，“奥德赛式的叙事”也基本上就是历史的叙述手法。虽然这样的看法过于悲观和低沉，但我们自己也能发现，在抵抗命运这一个命题之下，我们比奥德赛没有进步多少！我们参照着奥德赛的困境一遍又一遍重演着奥德赛的命运，只是自己不肯承认而已。而牟森改编的《一句 顶一万句》从表面上来看是一部“超级的中国社会的史诗”，但史诗的组成部分则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不可知的命运构成。而戏剧则是将这些命运重新进行建构，用简单的词语来描述就是：重构。

我们可以说戏剧是创作，而史诗是事实。但这两种有关人的叙述纠缠在一起时，我们就无法分清楚那一部分是真的，那一部分是假的。更为准确的判断是：创作与事实都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正如牟森所讲的：伟大的作品是伟大目标的副产品。

因为几个人的命运存在，在史诗全部场景中的内容全部会发生变化。我们要知晓和了解的就是这幅场景所展示的全部意义，即便那个意义是指向毫无意义的。这样拗口的道理并非一时半刻可以明瞭，唯独期待时间能给予每一个足够的长度去见证在戏剧中发生的场景笼罩在自己身上。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会讲故事的人。我不会质疑苏格拉底的智慧，但是这句话我质疑了许久。但最终我还是服膺于心。那时因为我轻易放过了“故事”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巨大与广阔。那么对于《一句 顶一万句》而言，它其中所包含的巨大与广阔，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有时间上的。人在其中，微不足道。

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哪怕是科技昌明的如今，我想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都只会变得越来越难。我只是希望在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奥德赛式”的命运中，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抵达。

一句话，胜过千言和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