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友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古诗，而选择写新诗呢？
我想了一会儿，码了这篇文字。如下：
先对古诗和新诗做区分。新诗是指民国以后、以白话文所做的诗，又叫白话新诗。与此相对应，我们把民国以前、以文言文所做的诗称作古诗。
在古诗中，又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是指唐代以前、主要是汉代和魏晋时期的诗歌，该种诗歌不受平仄、对仗、押韵的约束，相对比较自由，比如，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等即属于古体诗。
近体诗是指唐代时期形成的格律诗体，该种诗歌受到平仄、对仗和押韵的约束。
唐代及其以后一直到民国以前的格律诗即为近体诗，近体诗中唐代的杜甫、李商隐、白居易等均为格律诗的大家。
有了这个简单的科普，我来回答诗友的提问：我为什么不写古诗而写新诗？
其实，我一开始学写诗，学的就是近体诗，也作过几首绝句和律诗。另外，在阅读方面，我也翻阅过《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也翻阅过。
可以说，我不是不写古诗，而是放弃写古诗而转向写新诗。
其中原因在于，我在创作近体诗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们用文言写诗，总是跳不出前人已经使用过的词语，总有一种拾人牙慧的感觉。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我的作品中，也存在于我阅读过的不少诗友的作品中。
我当时想，近体诗自唐代形成以后，历经一千多年，各朝各代的文人才子写作了大量的作品，但我们的文化资源毕竟有限，这就难免导致后继者陷入陈词旧调的困境。
其实，到明清时期，很多诗作品难有词句的创新，当然这两朝的诗作品在美学价值方面就已经不忍卒读。
也因此，在清末讨论诗体变革时，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歌改良做法，遭到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张者的坚决反对。
这也是我选择放弃写古诗的原因，我们写古诗跳不出前人已有的词句。别说白话文改革已经将近100多年，即便100年前的古诗词作品，依旧存在捡拾前人词句的情况，在意境方面也难有拓展。比如，毛的诗词作品，不少句子依旧是前人所留。
与写古诗之困境相比，新诗自民国开始，发展不过百年，在表现手法、内容取材、情绪流淌以及字句采用方面，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如果说，格律诗体在唐初形成，盛唐时达到鼎盛，这种鼎盛伴随整个唐王朝，持续了200多年。那么，新诗起于民国，在民国时期完成白话新诗的探索，尽管在新中国建国后遭到三十多年的中断，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又一次冲向顶峰，且这种探索还没有完成。新月派、现代派、朦胧派和抒情派之后，尚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唐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实，诗歌也应当追随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探索每个时代美学的重要方式，也成为记录时代风貌的载体。
而新诗，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正是这样的一个有着前途的事业。
在过去近百年时间中，新诗的成就，就在于：
第一、完成了诗体的变革，打破了晚清那些老朽所说的白话新诗不美的论断。自胡适《尝试集》发表以来，以新风格表达新意境成为可能，并且古诗所不能表达的情绪和美学价值在新诗中得到表达，后徐志摩、朱自清等人更是将白话文写的美不可言。新诗在旧诗人们的反对声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第二、完成了西方诗体文化思想的引入、发展，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象征派，把象征主义的思想在诗歌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第三、发展了颇具特色的中国新诗文化语言，比如新月派和朦胧派，发展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范式，这有远远超出了引进西方新诗内容，远远拓展了中国诗语言的边界。
第四、留下了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每次艺术之突破，均系哲学研究之进境。中国的新诗文学，在语言上、内容上，完成了新生到成长，但还不够健壮。其健壮的表现应当在于，其应有中国新诗哲学的底层逻辑，无论现代派象征派、还是后现代主义，均为西方文化哲学的表现。中国尚有丰富的哲学底蕴留待挖掘，尤其，美学哲学在新时代又面临着发展的需要。无论工艺品设计，还是文化事业发展，在西方哲学的老路上，是走不出中国文化艺术的新道路的，这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孜孜探索。
总而言之，我放弃写古诗，转向写新诗，是出于古诗已经走到末路，新诗还有一片广阔的田地值得耕耘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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