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大山

      白夜，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静谧的村庄，一座座房屋沐浴在初冬略有些寒意的温柔月光中，仿佛一群正在沉睡的少女，睡姿优雅恬淡，安祥而静逸。

      窗帘将内外分割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昏暗的卧室内，挂钟发出“滴答！滴答！”有规律的鸣唱，不知疲倦，兢兢业业坚守着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然而，这在白昼几乎忽略的声音，在这安静的夜晚，传入了长夜难眠，在卧榻上辗转反侧的我的耳中，却如同声声战鼓，滚滚雷鸣，震动着我的耳膜，使我更加难以入睡。

      长夜无眠，毫无困意，兴奋的大脑翻涌出绵绵思绪，如滔滔江水一浪浪，一波波，汹涌激荡，将脑洞深处那些尘封的记忆卷涌而出。

      父亲的身影好似一朵最激昂澎湃的浪花，冲出我的脑海，将我的思绪拉回到过去。

      父亲的一生坎坷而平凡，也有些传奇色彩。当年，我的爷爷在东北沈阳一个姓关的旗人家中做管家，父亲便出生在那里，在沈阳度过了童年的时光。

      后来，爷爷因故返回了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县的老家，以务农为生，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正是战争年代，硝烟和战火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家也逃不出战争的魔爪，十六岁的父亲被国民党郝鹏举的部队抓了壮丁，成了一名国军士兵。

      战争是残酷的，上了战场，便是与死神握手，时刻都会被它夺去生命。

      父亲性情随和，与战友们甘苦与共，关系都不错。初次肉搏，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副班长叮嘱父亲，让他跟在身后，与自己背对背并肩作战，相互照应，因此，保全了父亲的性命。一场大战之后，一个连只有他与副班长两个人从死尸堆里爬了出来，活着逃回了部队。

      一次战斗，连长命令父亲用小钢炮炸毁敌人的机枪，可是，钢炮出了故障，几次发射都不响。连长将父亲叫到跟前，不由分说，拔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头便开了一枪。多亏父亲反应灵敏，在这命在旦夕的紧急关头，侧头躲闪，虽然躲过了要害，但是，一只耳朵却被打穿了，父亲吓得魂飞魄散。

      连长见一枪未中，便欲再补一枪。一旁的副连长和班长急忙上前拦住了他，并将钢炮发生故障的事告诉了连长，这样，父亲才幸免一死。

      还有一次，父亲小腹中弹，身负重伤，倒卧在地上，一个冲上来的敌人见他没死，便向他的头颅开了一枪，然后匆匆而去。

      也许是神佛保佑，也许是命不该绝，子弹擦着父亲的面颊射入了下面的土地里，没有击中，父亲又幸免于难，再次捡回了一条命，被担架队抬下战场，送到了河南驻马店的一座大庙里。这里的住持方丈当年是一位国军师长，因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当时，寺庙被征为临时的军用医院，父亲在这里休养了两年多才痊愈，但在他的身上却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

      伤愈之后，父亲离开了军队。再后来，他下过煤窑，在飞驰的火车上做过锅炉工，和一个叔伯兄弟在一起。一次，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铁路和列车，叔伯兄弟的半个臀部被炸飞，命在旦夕。父亲亲自驾驶火车头，不顾危险，狂驶八百里回到家乡，将叔伯兄弟送回家，虽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但尽了兄弟之情。

      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一个挚友劝他一块去，但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父母的牵挂，使他拒绝了。后来听说，挚友乘坐的轮船在海上被炸沉，一船人无一生还。

      解放后，父亲辗转奔波，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温州安下身来，在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影院里工作，在那里，父亲过了一段安定，快乐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席卷全国，父亲的单位也刮起了批斗风，他的一位至交好友因难以忍受非人的折磨跳楼自杀，这使父亲非常难过和震撼，一丝不详的预感笼罩在他的心头。

    果然，不久，父亲也因参加过国军被揪出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女造反派向父亲发动了疯狂的人身攻击，张牙舞爪，大放厥词，大有将父亲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永不让父亲翻身的气势。

      正值血气方刚的父亲，怎能忍受这样的欺辱，一怒之下，抬手将面前的木桌掀翻在地，手指着那个女造反派用北方话破口大骂。

      女造反派是南方人，听不懂北方方言，被骂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愣在那里。

      气出了，父亲趁机拂袖而去。

      回到住所，父亲知道留在这里凶多吉少，便打点行囊不辞而别，离开了他热爱的，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影院。

      站台上，伫立着两个相依的身影，一个俊俏的南方女子将面颊俯在父亲肩头，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衫。她是父亲的恋人，姓金，与父亲相爱至深，她想留住自己的爱，但是父亲去意已决。此次的分离，注定了一生的永别，也在彼此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和伤痛。

      父亲回到老家，将恋人的照片镶嵌在镜框里，悬挂在墙壁上，直到他去世后，那个背对镜头，回眸凝视的倩影依然守候在那里，静静地诉说着那份遗憾和哀伤。

      父亲兄弟三人，我的大伯留在了东北，三叔定居在宁夏，爷爷奶奶在老家无依无靠，这也是父亲决心回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到家后，父亲便开始了他大半生的务农生涯，后来，他娶了我的母亲，有了二子一女，确切说应该是三子一女，我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在三岁时因病夭折了。

      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挖河运动。父亲也参加了，那时，食物短缺，劳动强度大，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因为毛主席的伟大决策，那代人的无私付出，才解决了困扰千年的水患，保证了后代人的风调雨顺，可谓功莫大焉。

      父亲还担任过生产队的保管，做了队里的管家，管理着全队的物资出入，为生产队操劳多年。

      农村实行责任制后，父亲担负着家庭的重任，在辛苦的劳作中，日子变得越来越富裕，但是，他也在逐渐的走向衰老。

      父亲是一个乐天派，秉性诙谐幽默，说话常常令人捧腹大笑。当年每逢春节，村里时常会举办联欢会，舞狮、扭秧歌、擂大鼓，热闹非凡。这样的场面，当然少不了父亲的身影，他最爱的是扭秧歌和擂大鼓。扭秧歌时，傻老婆的角色非父亲莫属。他头戴老妇圆帽，脑后是笤帚疙瘩做的发纂，身穿对襟小袄，足蹬老太太裹小脚穿的小鞋，随着鼓点扭捏作态，模样滑稽可笑，人们前俯后仰，笑的合不拢嘴，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活宝”。

      父亲还是我们村的厨师，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那时，村里人丁兴旺，每年都有很多娶妻嫁女，修房盖屋，老人去世的。父亲的炒勺在炉火上上颠下翻，浓浓的香味弥漫在空中，钻入人们的鼻孔，引诱着胃里的馋虫。

      那时盖新房，打地基要在夜晚，用铁打的夯，周围耳上栓着几根大绳。夜里，汽灯高悬，村里的人们在劳动号子的指挥下，拉动长绳，铁夯上下翻飞，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轰鸣。喊号的人是夯头，打夯的节奏，全凭他的号声指挥。父亲，便是那个喊号的人，他嘹亮铿锵的号子声，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久久不散。

      父亲多才多艺，他的文采和毛笔字在村里也是凤毛麟角，虽然只上了三年学，他却能熟读文言文。还记得，当年在煤油灯下，母亲作着针线活，我躺在被窝里，父亲每看完一段文言聊斋，便翻译成白话，讲给母亲和我听，书中的鬼怪狐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父亲是个热心肠，每逢年节，他便会舞笔弄墨，写下很多春联，不但贴在自家门口，还送给四邻八舍，送给他们喜庆和欢乐。

      2002年的阳历年，父亲走了，走完了他七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我独自守在父亲身旁，触摸到父亲没有了呼吸和心跳，我的眼泪瞬间狂涌，感觉自己的身后骤然没有了支撑和依靠，我心中的大山就这样轰然倒塌了，我放声大哭，泪如泉涌。

      为了家，为了儿女，父亲操劳一生，最终没有留下一句话，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伤，时至今日，我仍然时常想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如影视镜头般不停地在眼前浮现。写至此，我的泪已经溢满眼眶，模糊了我的视线。

      如今，父亲已经走了十七年了，我也老了，但对父亲的思念却丝毫未减。天堂里没有硝烟战火，没有烦恼忧伤。父亲，愿您与母亲相亲相爱，携手共享幸福与快乐。

               

                            —— 写于2019年11月1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