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是彝族古代诗论的根本

抒情是彝族古代诗论的根本

题文诗：

诗要有所感，写诗须写情。

句句是真情，句句是真心。

是人都一样，都有悲哀时，

都有喜悦时，都有欢乐时。

相爱歌作媒，歌由情上起。

爱从情上起，歌场是媒人，

姑娘到了场，小伙心欢畅。

男女成双对，情深意更长，

情真而语挚，歌声更悠扬。

诗中文要雅，文雅情才生。

意远情又深，余韵悠且长。

       在纷繁跌宕的文学长河中，彝族与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瞻繁复的诗篇巨著，构建了枝叶繁披的华夏诗学理论体系。在彝族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毕摩不仅执掌着祭祀、祈祷、禳解等宗教仪式，还承担着创制、教化、传承彝族文化的重任，赓续着彝族文化的精魂。毕摩基于自身、歌者摩师以及广大民众的创作实践，多采用“以诗论诗”的五言体式，撰写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彝文诗学论著。彝族诗学典籍源远渊深，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南北朝至初唐年间即有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唐宋两代主要有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和布阿洪的《彝诗例话》;明清年间有《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①和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等。毕摩不仅梳理了诗歌的题材和主题，归纳了诗歌创作的要素和技巧，概括了诗学的范畴和命题，还探讨了诗歌的功能与价值取向。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论著宛若蒙尘之珠，沉潜于民间。20世纪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康健、王子尧、王冶新、何积全修订整理的《彝族古代文论》，此书辑集了上文所提及的12本诗学经典，全面地呈现了彝族诗学的理论谱系与学理意蕴。

     一、情感是诗歌的本质属性

      在实乍苦木看来。情感对于诗歌创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诗人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而且还是诗歌表现的对象和内容，说:“诗要有所感，写诗须有情”，“人间的诗歌， 人们都用它，用它来抒发，自身的感情，自己的意向”。 并把是否做到了表情达意当做分辨诗歌优劣、高下的条标准: “可是对于诗， 我们应当呀，怎样去认识，怎样去写作，怎样去品评?那就要看哪，那位诗作者，怎样去写作，怎样来写成;写出的诗歌，怎样来达意，怎样去表情。”

    诗歌是用来抒发“自身的感情”的，因而“写诗须写情”。实乍苦木的这-观点， 表现了他对诗歌本质问题的认识，在彝族诗学史上，

具有开拓的意义。在此之前，举奢哲、阿买妮等彝族古代文论家虽然已意识到诗歌是表现人的情感的，如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中说:“写诗的人们，作歌的人们，一定要这样:事物写清楚，感情表达出。”但只是对诗人创作的要求而已，还没有上升到情感是诗歌本质的高度。可见实乍苦木的观点，在举奢哲等彝族古代文论家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二、彝族诗学的抒情功能:浓墨描事象，重彩绘心谱

       诗歌是彝族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与艺术生命力的文学样式，彝族的诗篇浩如烟海、灿若星辰。这些佳篇绝句无不包蕴着真挚而浓烈的情感，或直抒胸臆、或融情于景、或咏物言志、或述事达情。毕摩也着力探讨了诗歌的抒情功能。举奢哲强调了诗歌长于抒情，富于想象，蕴藉含蓄的审美特征:“浓墨描事象，重彩绘心谱，心情全表达”。浓墨重彩地描摹物象，恣意汪洋地挥洒心绪，以抒写别样的情思;实乍苦木也谈道:“诗要有所感，写诗须写情。”布麦阿钮则指出诗中“句句是真情，句句是真心”。诗是心底流淌的歌，情是歌中跃动的音符。诗论阐释了诗歌抒写多重情感的功能。抒写生命中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布麦阿钮强调了诗歌可以表达饱满多元的意绪，“是人都一样，都有悲哀时，都有喜悦时，都有欢乐时”。布阿洪在一首叙事诗中，通过少年对自己成长历程的追忆，唱出了童年梦幻的愉悦欢畅:“我就像小鸟，唱起三座山，把山唱个够……三蓬青草呀，碧绿又悠长。我也同样的，同样把它唱，喜悦满胸膛”。布阿洪还在对比中细腻地呈现了新嫁娘的复杂意绪:“她看娘家呀，娘家在平地，一片金晃晃;她看婆家时，婆家在平地，一片黑荡荡……”他梳理了诗歌的情感表达取向:“阿迈的深情，阿迈的苦闷……心中常思恋，思恋娘家人”。

       布麦阿钮探讨了“悲哀诗”的创作要旨，凸显、渲染了子女在父亲病危时的焦灼与哀伤:“父亲得重病。父病全家急……这家大姑娘，每天都是呀，守在父身旁，天天都这样，日夜泪汪汪”。毕摩在开掘诗学的抒情功能时，认识到“百姓的苦水，要用诗来写”，诗歌应表达“当奴的痛苦，当君的骄横”，展现“民众的忧伤、当奴的苦处”，用民众的“痛苦”反衬君长的“骄横”，体现毕摩体恤民众的民本情怀。抒写恋人间的相思之情，爱慕之意。举奢哲明确提出诗歌是恋人“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实乍苦木表示男女相亲相爱之情“可用诗表述，可用歌传唱”;漏侯布哲强调诗歌“多包含感情，多涉及男女……情真而语挚”;布麦阿钮指出，诗歌传递着恋人间的爱恋缠绵:“相爱歌作媒，歌由情上起，恋人情上分。爱从情上起，歌场是媒人……歌从情上起，情在深处分，爱由忠诚生”。《论彝族诗歌》中描摹了小伙与心爱姑娘在歌场相聚时的甜蜜与欢畅:“姑娘到了场，小伙心欢畅。男女成双对，情深意更长，歌声更悠扬”。布阿洪在自己创作的诗歌中，以失恋者的口吻追忆往昔的甜蜜时光，抒发别离恋人后的忧郁心伤:“标致的小伙，孤呀孤单单，孤单留歌场。心伤呀心伤，小伙真心伤。回想春夜里，与妹在歌场……乐在一起乐，想往一处想”。

       阿买妮在例诗中，刻画了少女对爱情的渴盼与求之不得的幽怨:“阿妹呀阿妹……没有郎来谈，没有哥来讲;想郎郎没有，想哥哥不来。就因这样呀，阿妹才可怜!”毕摩论述了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主情”，“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怅”，也能使“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毕摩还归纳了诗歌创作必须遵循义深、文雅、有韵且句句紧连的原则:“写诗义要深;诗义若浅露，情文不相生”;“诗中文要雅，文雅情才生”;“诗歌无音韵，读来不感人”;“句句连得紧，意远情又深”。如此，才能臻于情景交融，余韵悠长之境。“浓墨描事象，重彩绘心谱”集中地体现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苏珊•朗格强调“诗歌总要创造某种情感的符号”，在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形成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想的东西”。文学文本的生动气韵正是源于情感力量的勃发。弗莱也认为“诗不是理性地描绘事物，那么它一定是对一种感情的描绘”。在诗篇佳构中，“一切情感形式都是重要的……生命的欢快节奏与最复杂的激情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彝族诗歌正是彝人生命律动和丰沛情感的契合。彝人徜徉在诗意的世界里，或明快、或委婉、或深沉地流泻自己的情感，欢愉之情得以传递，相思之苦得以慰藉，哀伤之意得以舒缓，他们用诗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坚韧，走向更为高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