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耕：犂也，形声字，从耒从井，耒指农具，井指井田。耒井结合，指犁田、翻地，泛指从事农业活动。如《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田而种之。”
“耕”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未有发现，但在先秦典籍中早有记载。如《管子·八观》：“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
《山海经·海内经》：“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商君书·慎法》：“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等。
耕又引申比喻为进行某种活动或致力于某种事业。《正字通》：“凡致力不怠，谓之耕。”如扬子《法言》：“耕道得道，猎德得德，是获飨也。吾不睹参辰之相比也。”
努力写作叫笔耕，如《唐书·王勃传》：“心织而衣，笔耕而食。”
耕也指鬼名，如《张衡·东京赋》：“囚耕父於淸冷。”注：耕父，旱鬼。
耕又指琴曲名。如张衡《思玄赋》：“嘉曾氏之归耕兮。”注：归耕者，曾子之所作也。
耕又指鸟名。《山海经》：“西北一百里，曰堇里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鹊，靑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御疫。”
馁：饥也，从食，委声。委指委屈，食委结合，意指饥饿。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譬若以肉投馁虎。”《左传·桓公六年》：“又如今民馁而君逞欲。”
馁也指泄气、丧气，如《孟子·公孙丑》：“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馁也指食物腐烂变质，如《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又如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食物馁败，生虫，欣然食之。”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君子谋求的是道而不去谋求衣食。耕作，常常会有饥饿；学道，往往可以得到俸禄。君子担忧是否能学到道，不担忧贫穷。”
孔子主张的“道”，指的是立身行事、治国安邦之道。孔子说的“不谋食”并不是说不吃饭，而是强调“谋道”的重要性。
吃饱饭是人的基本需求，孟子曾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孔子时代，社会分工已经很明显了，有志于道的人，不用担心没饭吃。
孔子曾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有道了，不但自己有饭吃，还能让全天下人都有“食”，不“贫”。反之，如果天下无道，“谋食”也可能谋不成，所以人不能为了“食”、“不贫”而活着，应该有高的追求，充分体现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所说的求，就是求道，在求道的同时，富贵也会随之而来。
《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庸》里面说：“故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有德必有“得”。
孔子多次高度赞扬颜回，就是因为颜回真正做到了“谋道不谋食”，他曾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认为，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志于道”。忧虑自己没有道行，不能够悟道、证道、弘道。
《庄子杂篇·让王》里面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
学道难吗？孟子曾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把放纵的心收回来，就可以开始了。
人要安贫乐道，不能为了谋食而害道。佛家认为：学道之人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瞋痴慢疑。
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
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已经取代印度成为佛教新的大本营，中国有五大佛教名山被公认为佛典中五大菩萨的道场。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古时候那些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去西天求取真经，又不辞劳苦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佛法，此举体现出来的开放、自信的精神正是华夏文化迈向辉煌的根本原因。
玄奘法师自然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但却不是最早的。其实，到玄奘的时代，西行求法的浪潮已经接近尾声，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败。
而开启这一进程的，则是在玄奘两个多世纪之前的一位杰出的僧人——法显大师。
这两三个世纪里西行求法的浪潮，是中古时代中印文化深入交流的一个缩影，而佛教在文学、哲学、建筑、美术、逻辑学、想象力等方面，对华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隋唐文化的全面繁荣。
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昌盛，有政治和信仰上的双重原因。
政治上，西晋皇权的结构性危机促成了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汉人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内迁少民纷纷起事，意欲取晋朝而代之，经过十余年混战，羯族建立的后赵统一了中国北方。
羯族来自西域，深受毗邻的波斯和印度的影响，为了维护统治，后赵君主石勒、石虎在北方大力推动波斯祆教（拜火教）、印度佛教的发展，意图取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增加汉人对他们的认同。
后赵灭亡后，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因为胡人的身份，秉承了后赵的政策，使得佛教在中国北方扎下根来。
信仰上，两汉的儒家经学具有浓厚的神学性质，因为对政治的神秘主义解释难以应验，到东汉末年其理论实际上已经破产。
士大夫经过数十年的探讨，从道家、法家、名家等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养料，形成了追问事物本原、哲理性更强的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家经学。
但玄学发展到西晋末年，郭象的“万物自生、独化”之说一出，玄学发展实际上已经到达终点，东晋的玄学不过对此前的一些问题进行重复讨论而已。
而当与玄学颇为形似的佛学带着中土相对陌生的生死之间的问题参与讨论时，玄学便自然而然的向佛学靠拢，被佛学吞并，于是佛教在南方士族圈里也流行开来。
东晋十六国以来，佛教逐渐取得全国性的流行，但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教义不全。教义不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佛经翻译成汉语的太少，二是翻译得有问题。
此时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不是印度的原初佛教，而是经过中亚游牧民族改造的新佛教。
因为游牧民族对文字不甚重视，一般不会带经文写本来中国，于是他们也喜欢采用传统的方式，把记忆的经文口述出来加以翻译。
另外，这时的佛经由中亚人和西域人传入中土，在他们那里已经由梵文翻译为他们的语言，经过了一次翻译，再从他们的语言转译为汉文，是第二次翻译，这样难免出现走样、错误。
教义不全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佛教徒难以理解佛经的原义，另一方面佛教徒的宗教科仪也出现了很多错误，尤其是对怎样持戒认识不清楚。
对这些情况，中国的高僧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道安曾经焦躁地表示：“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
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399年），法显终于与慧景等四位同道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五岁。
法显大师俗家姓龚，今山西襄垣人，自幼出家。因其长期居留北方，而当时佛教有“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功德”的差异，他对禅法和戒律的兴趣比经义更大，因此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律藏传回中土。
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399年），法显终于与慧景等四位同道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后来在路上又加入了七人，共11人同行。
由于路途异常艰辛，有人中途返回，有人被冻死在路上，有人到了天竺后不愿返回。最终回国的只剩下法显一人，法显决定走海路回国，开启了另一段波澜壮阔的旅程。
法显回国决定走海路，经历的困难与艰辛不亚于陆路，法显出海不久，就遭遇了暴风，船只漏水，十分危急，大风连刮十三天，船只侥幸没沉，补好后继续前行，又十分侥幸的没有碰到海盗，经过三个月航程，到达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此地婆罗门教盛行，佛教没什么影响，法显等了五个月才等到搭船回国的机会。船只驶入南海后又遭遇风暴，婆罗门教徒认为是佛教徒法显带来的灾祸，一度想把他扔在海岛上自生自灭，因另一佛教徒极力阻止才幸免于难。
船只的目的地本是广州，却因为连续的阴天迷失了方向，向东北开了七十天还没有到岸，船上本来只带了五十天给养，这时航行已经一百多天，食物和淡水行将告罄，有经验的商人认为已经过站，让船只转向西北航行，最终在今山东境内的青州长广郡登陆，此时距离他从长安出发西行已经15年。
此时割据山东的南燕政权已经被东晋太尉刘裕消灭，法显得到刘裕之弟青州刺史刘道怜的盛情招待。
他本来想回长安，但看到江南慧远、道生等名僧辈出，而长安的后秦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最终选择在南方的东晋完成译经事业，与北天竺高僧觉贤合作，译出数部佛经。
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前后，法显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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