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三四：再过过头脑

《传习录》二三四：再过过头脑

“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作一例看，是无轻重也。〞

这段批评朱熹“重虚文”的文字，没有特别标明出处。很显然，黄以方深得阳明先生止争精进的宗旨，在这里尽己所能地规避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之间的正面冲突。毕竟，两座相隔几百年的儒学高山不必跨越时空刀锋相向。

很显然，这里缺了标注——“阳明先生说”。

“朱熹‘格物’的学说，只是稍欠头脑宗旨上的推敲。比如他所讲的‘在思虑与念头的细微处去体察’，这一句不该与‘在语言文字之中寻求’、‘在事物的显著变化中验证’、‘在讲学与讨论之间寻找’混为一谈来看，这是没有轻重之分了。”

再有一层，这里也没有将阳明先生所批评的朱熹先生“四句”的出处点明。

“四句”语自朱熹的《大学或问》：“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致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因“四句”摘录朱熹的《大学或问》，然后再回过头来比较王阳明的批评文字，两者之间的差别便昭然若揭了。前者文采飞扬，为文说理气势磅礴、洋洋洒洒。后者直指人心、直击要害，弃虚文而重实行。前者有任意西东的浪漫主义情怀，后者则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经典炼金师。

阳明先生师法孔子，认为孔子“删六经”的根本用意在于纠正文明发展的“重虚文而轻实行”倾向，实际上，这个倾向从来不曾消失过。各种经典在不断地为“虚文”所重新解读，使人们越来越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以至于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人们皓首穷经却一无所能，虚文之害，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朱熹确定了“四书”在主流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也成为“国考”教辅的第一人，其名声地位显赫天下。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曾经在个人文件中有过一段抱怨——“人们不停地要求我们写文章、作演讲，可是再过 几年，提这些要求的人看见我们在研究上没有任何成果的时候，又该责怪我们了，我向往一个安静的地方，最好是一个禁止演讲和禁止记者进入的地方。”世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人间清醒呢？我们能指望几百年前的朱熹先生有这样的人间清醒吗？写文章与研究成果之间真的可以划等号吗？

朱熹先生著作等身，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我们还能要求他有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研究成果吗？

回到阳明先生的本意。做学问不能“少头脑”——做学问不能没有个宗旨，为学没有宗旨，才会沉溺于文章，才会在茫然寻觅，不着边际。才会泛泛而论、任意东西。才会游文穿字，终无着落。阳明先生曾将“立志”比作船舵，有了船舵，才会在紧要关头打上一把，才会在失去方向时有所提点。如果没有这个船舵，船行水上，任意西东，哪里才是故乡呢？

朱子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其实就是做学问的头脑宗旨，这个头脑宗旨在孟子那里，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王阳明那里就是“致良知”，在朱熹这里，实际上就是“格心”。遗憾的是朱熹将“格心”同“求文”“验事”“索论”混为一谈，如此一来，反而失去了为学的宗旨头脑。

就像“大学三纲领”和“八条目”不能混为一谈一样，为学宗旨与为学实践的方法途径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一旦混为一谈，便是立言者所立之言“少头脑”。对于读者而言，则是多了莫名其妙的障蔽，让人容易摸不着头脑。

做学问，还是要再过过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