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是这样定义信仰的：
“信仰指对某种思想或宗教及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敬仰，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不过我愿意把人类通过想象构建的共识都称之为信仰，或者是带引号的“信仰”。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说到人类通过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结成联盟，达成协作最后战胜了其他物种，就像宗教就是一种共同的想象，血缘宗族也是共同的想象.....。
而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都跟“信仰”离不开关系，那人类所行所为是如何通过各种“信仰”共识一一展开的呢。
2017年知道因为买了一点比特币，在思考它为什么有价值的过程中又接触到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50讲》，真的脑洞打开，在历史的脉络中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史是怎样随着时间和空间一一展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共同构筑的“信仰”又是多么的重要。
“信仰”在时间中展开——中国的产生以及中国人的天命观
中国是一种对文明认同的“信仰”（基于对文明认同的而达成的共识）
在古代，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这个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是这片地方，而古代的中国是指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就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古人就管这种地方叫做“中国”。
既然“中国”是指文明的中心，原则上它属于所有人的精神财富，那中国肯定就不是固定属于中原（或者中国这片领土），而且有可能会转移。
是什么原因产生了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呢？
天命是对统治者法理上认同的“信仰”（天命是统治者统治合法性达成的共识）
这里要从商周之变古人的天命观讲起。
商朝是由“商人”这个群体建立的，这个“商人”是指商族。他们认为天命降于商人。
大概意思是商人是人，商人之外都不是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地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
这些被献祭的人从哪来呢？
从对外战争掠夺的羌人而来。也就是除了商人以外的其他的人基本都算羌人。
商人的这种天命观不是普世主义的，任何人不平等呀，所以肯定会受到羌人的抵抗。
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逐渐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
反抗的时候，在周人中间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因为它把天命观变得普世了。
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和商人的路数没啥分别，其他部族肯定不会认同，因为不论周人和商人谁胜谁败，他们还是弱势群体，那他们凭啥要跟你混啊？
而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
从此之后的三千年时间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会寻找天命所在，天命传给谁谁才有做皇帝的权利（比如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将天命转让给曹家。草原起家不懂中原这套规矩的元朝也要给前朝修史，要不也说不清楚元朝你从哪里来，只有修史才可以说清楚这是天命转移到元朝皇帝身上了....）
由此可见人们达成的共识（“信仰”）决定了中国的诞生，也决定了中国历朝变迁中的变与不变。
“信仰”在空间上展开——郑成功为什么失败？
不同的共识机制决定了不同的协作半径
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明朝末年扛起反清复明大旗跟清军殊死搏斗。甚至在清兵入关十几年后，郑成功走水路发动了一次北伐，差点攻克南京，可惜最后失败了，因此郑成功把根据地从厦门搬到面积更大的台湾。
东亚海上霸主的郑成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复了荷兰人占领的台湾，而这个时间段清朝也由顺治到了康熙朝，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郑成功团队失败了，虽然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就去世了，但是康熙朝颁布的迁海令最为致命，规定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的范围内不许住人，都得迁到内地，沿海的船只也都毁掉，寸板不许入海。
而作为东亚海上霸主的郑成功起家靠的就是海上贸易，庞大的大陆市场一下子关闭了，郑成功的继任者马上面临了财政困难。郑氏家族在台湾又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被大清灭掉了。
对比之后1840年英国面对的清朝，郑家面对的初创期的清朝的力量要小的多，为什么同样是海上霸主，英国攻无不克，而郑家最终失败了呢？
原因在于英国人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海洋帝国，它依赖的是全球市场。而郑家建立的只是一个东亚海洋帝国，依赖的是东亚大陆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因为英国建立了一种远距离的信用机制，通过契约完成交易，他们是契约型社会。
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套信用机制，只有朋友亲戚才能信的过，我们是身份社会。
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则上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认同这个规则，发生纠纷大家也能有公认的解决机制，那么贸易就能低成本持续。因为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贸易还能不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而郑家他们的共识基础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等等。这就很麻烦了，这样一种信用机制，扩展力很有限，没法扩展到陌生人社会。
在空间上，大概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往更远扩展就很难了。如果你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你最大的市场就在大陆。那你的生死就有大陆掌控着。
反观英国，因为英国人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突破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
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那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通过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形成制压。
契约社会是商业时代社会组织形态的呈现（是人们在商业贸易中达成的“信仰”）
身份社会是农业时代社会形态组织的呈现（是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达成的“信仰”）
两者之间前者注重交换，只要是交换自然就需要跟更多的陌生人产生联系，而中国的农耕社会人是被土地固定下来的，所以我们都特备注重近关系。
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不那么亲了，本质上就是商业时代我们的协作半径扩大了，中国也从身份社会慢慢向契约社会转型
两种不同的共识，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
除此之外，人类社会的通过想象构建的“信仰”无处不在
道德、民主、国家、黄金、“龙的传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活在未来”、得到app输出的价值观............、比特币
所以我对“信仰”这一人类特有能力做出一个定义：基于想象构建的以使更多人发生连接或者产生协同，使人类整体协作效率、协同力量得以放大的共识。
借此思考比特币的价值其实是共识（个人思考，不做投资建议）
最后借此说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事，三年前知道一个朋友进了传销，在明知道是传销的情况下还是去了一趟某某市（就不提省市了，免得大家主观对这个省有偏见），出于想劝他出来，硬着头皮提着胆跑了过去（当然去之前大概判断出不会软禁我）。去到之后当然就是各种套路了，这个给你讲政策，那个给你讲发展，讲投资，我能做的就是找他们逻辑漏洞，不过当我把传销人员不对的地方指出来的时候，我朋友依然不会相信我，他会自我合理化，活在了别人构建的美好钱景上。试想传销团队做的事，是不是在构建“信仰”，于是我的朋友在为投资“信仰”以求获利的路上变成了为投机“信仰”交税（认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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