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发来一句最近朋友圈流行的话:男人两大爱好: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意思,便问她你知道男人为什么要劝风尘女子从良吗?这是病,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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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病我们的追根溯源,还得从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起,我们远了先不说了,就看下宋朝,宋朝有个名臣赵忭,在成都为官之时,有一回出游,在街边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顿生好感,随口吟出了一句诗“髻上杏花真有幸”,谁料那美眉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惊讶得咱们这位赵大人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这句诗对得确实妙啊!“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杏”与“幸”同音,“媒”和“梅”同韵,真是对仗贴切意味深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况是许多美名远扬的大牌妓女?
自古英雄多磨难,其实人都一样,拿妓女来说,在风月场中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她们比娇惯的千金小姐,比寻常的名门闺秀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知晓友谊的轻重、爱情的价值,身处冷暖人生,她们反倒像一个“灵魂处女”,永葆纯真的本色。表面上打情骂俏,实际上义重情深,逢场作戏是假,渴望从良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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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先生写过一本《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的书中,他一针见血指出:“男人的性心理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自己的女人过于矜持过于保守,他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他又蠢蠢欲动地想到外面去尝尝野花的香味;倘若外面的女人过于随便过于开放,他又会觉得忐忑不安,因为跟家里那位贤良淑德比,外面的这位又过于花枝招展了。
男人就是这副德性,得陇望蜀又难忘旧爱,有了新情人又不舍糟糠妻(这也是很多男人只外遇不离婚的心理因素)。女人都应该矢志不渝从一而终,至于男人,那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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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有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这个叫弗洛伊德的家伙研究的更厉害,他写了本《爱情心理学》,非常认真负责的分析了男人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圣母妓女情结”:凡是那种纯洁善良的女子,他们不会动心,情爱的诱惑力永远来自那些贞操可疑、性生活不太检点的女子,比如红杏出墙的有夫之妇。
对他们来说,女人越是轻浮,他们越是爱得发狂。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让一个男人真正体验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快活。一旦疯狂爱上之后,他们又幻想这个女人只忠实于自己。想把大众情人据为己有,无疑等于把公共财产中饱私囊,显然这种爱情的获得就像偷运珍宝的过程,既危险又刺激,而其中的艰难困苦,更会激起男人无穷的斗志。
男人面对这种交际花型的大众情人,常常还有种幻想:她可能身处险境,她渴望逃离虎口,他如果不及时伸出援手,她就会落入更加悲惨的境遇。于是他身上潜藏的英雄气概被唤醒,他要手拿钢枪,去为她战斗,他要英雄救美,拯救她于水火之间。“坏”女人会让一个男人瞬间体会到自己内心的强悍。
所以男人的这种心理很有意思,在很多古典小说中,一些平日里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书生和公子,一见到沦落风尘的美貌女子就心生同情,就想帮她赎身,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她同生共死,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妙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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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文化很可怕,所以女人没事一定要少逛街多读书,提升下自己。我们继续分析,绝大多数人在情感需求方面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就想以前经常看到的一句广告语:缺什么找什么。古代文人缺的是什么,一曰爱情,二曰风情。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模式讲求的是“明媒正娶”,即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的家长给儿女提亲首先考虑是不是门当户对,其次是怎么样传宗接代,至于爱不爱、情不情的反倒不太重要。
在这种包办婚姻的情形下,男女结婚无异于“圈养牲口”,两个素不相识全无感情的一对男女,甚至在此之前连面都从未见过,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稀里糊涂地进了洞房,从此一张床拴住了两个陌生的男女,这样的婚姻只关乎门第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无关乎性,由此,“无爱之婚”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常见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
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无非两个目的:一要生孩子,二要过日子。礼法上不还说吗,“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就是大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男主外,丈夫就老老实实把外面的工作做好,没必要把它带回家里,妻子就本本分分当好“内当家”,也无须拿到公众场合去说。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
发展到后来,丈夫劳累了一天回来,不跟妻子诉苦成了“很男人”的表现,而妻子受了婆婆和姑嫂的夹板气也学会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于是,夫妻俩除了见面说句“吃了吗?”“睡觉不?”也没啥好说的了,“哑巴夫妻”渐渐成了传统婚姻模式下夫妻关系的悲剧。
既然中国传统的婚姻只看门第,只重生育,所以夫妻之间有无感情以及性生活是否和谐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在“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妻子的性冷淡就是“不淫”,丈夫的性无能就是“不色”,前者为淑女的标志,后者乃英雄的本色。这种不色的丈夫和不淫的妻子组成的家庭显然是符合“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理想婚姻模式的。
虽说在古代才高八斗财大气粗的男人都有条件纳妾养婢,但妾和婢是什么?是家里的二等公民,和主人是典型的主仆关系,连地位都不平等。男人即使获得了一时的性满足,也免不了怅然若失。有时候,男人需要一个在地位上和他平起平坐,在心灵上和他平等对话的红颜知己,这显然是一天到晚在家里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妻妾无法满足的。
既然缺什么就去找什么,任谁都有对爱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况是一个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才子?整天对着家里的“泥塑木雕”难免意兴阑珊,他们需要浪漫,更需要刺激。于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骚客们流连忘返的绝佳去处。
而偏偏生长在青楼里的诸多姊妹花又是那样的顾盼生姿光彩过人:她们不仅美貌如花天资聪慧,而且侠骨柔肠,更重要的是她们大都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才华横溢,一专多能——一个小有名气的青楼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筝演奏家、诗人、作家、心理医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码也是一个文学女青年。
有个叫林语堂的家伙说过:“妓女较之家庭妇女所受教育为高,且她们较为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易中天总结:“寻花问柳,偎红倚翠,对于文人才子,变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骞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鼓励男人都要去找妓女,也不是赞美文人墨客这种不负责任的腐朽人生,而是分析中国男人奇特的情爱心理,为什么放着家里的贤妻不爱,偏偏要到外面去风流快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国古代的情诗基本上都是文人写给妓女的,那有没有体现夫妻之情的诗篇呢?
有,但多半是写给亡妻的,比如潘岳的《悼亡诗》,比如苏轼的《江城子》。妻子在世时无诗可赠,死后才写诗悼亡,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估计这是传统文化不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所致。要不怎么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夫妻之间很少讲情呀爱的,男女之爱在婚内无处宣泄,只好移情别恋。
所以啊,中国古代真正的爱情,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很少有在婚内的。所以,文人墨客只好流连青楼与各色名妓唱和酬答,养在深闺人不知的淑女贤妻们也不甘寂寞,索性“红杏出墙”寻找真爱,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婚外恋的两大基本模式。对男人来说,妻子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打情骂俏放浪形骸。男人的“劝风尘女子从良的毛病”就是这么落下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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