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堂吉
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
窗在新换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我有点忘了旧房间的格局了。但是却在这一刻突然想起来。
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床头隔着一堵墙就是厕所,床对面靠着墙的一面竖着立了一张长桌,那是“厨房”。长桌尽头就是门口。
我在这间小房间里招待过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会隔壁还有一间小房间,是差不多的小。我在那间房间里睡着,梦里错过了和朋友的约定,醒来煮了一餐饭招待朋友。
后来换了现在的新房间。新房间几乎有两个旧房间一般大,却依旧狭小。进了门,面对面立着的那张长桌是从旧房间搬过来的,再过去是一张上下铺的床架,上面堆放了一堆杂物。门的右边过去是另一张高脚桌子,上面架着电磁炉,是做饭的地方。再往右是厕所。进了门再往里,和厕所一排过去的则是“卧室”,这次离厕所远了些,一堵矮墙把卧室和上下床架隔开。
新房间的隔音依旧不好。晚上能听到隔壁喝酒聊天的动静,听到主人家客套着留住下雨了还得赶回去的客人。深夜了能听到如雷的鼾声,就好像和什么人就睡在同一张床上。甚至清晨醒来,也不一定就是闹钟叫醒的,隔壁有意无意地高声宣扬了时间,约摸是彼此之间不用说出口的默契。
我在新房间里住了七八天。每天早晨六点半被妈妈的闹钟叫醒,然后迷糊着在她吃完早餐出门上班的时候被叫起来关门。偶尔清醒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海里是她上厕所,洗漱,吃早餐的一系列动作,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给她买点水果,用我的钱。这么一想往往就不能睡了。
这间新房间在上下床那边开了一扇窗。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走向,只知道采光很不好,只在出太阳的时候看到太阳顺着房檐慢慢落下,太阳光在某一刻从窗口透进来,还没过中午就又消失。
我曾经在上下床前边搬个塑料凳子坐着,借着亮光看一会书,敲一下电脑。更多的时候是像现在这样,醒过来躺在床上,刷着手机。我是一定不能抬头的。头顶是一张蚊帐,日常的功能大概是用来遮挡瓦片间掉落的灰尘的。再往上就是一片昏暗的房顶了。我怕抬头看不见亮光,也看不见外边,时间久了会抑郁。在新房间里住了不过七八天,我便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要抬头,也不要东张西望,只盯着手上的东西——或是手机,或是键盘,或是书本。
这三样东西是我在新房间里边安全感的来源。总怕眼里没事情了,心上的事情就会多了起来。
树影昨天终于出门找了一份工作,不过看样子八成是凉了。这几天羊城总是阴郁的,不见半分阳光。公交停在路口的时候,我看到过比车窗低一点儿的路边花坛里盛开的玫红色花朵,还有旁边落了一地的木棉花,抬头见到一树长势喜人的花朵。想起来去年乡下的木棉花开时,已经是春光明媚的日子了。那时我还颇有兴致地去捡了几朵。这兴致不过来源于小时候摘不了木棉的遗憾。于是印象中这木棉花摘来好像是一件重要的、了不得的事。可去年我摘了来,那木棉花也只是放在门外栏杆上,最后不知所踪。
不知道羊城的木棉花开得是不是比乡下早了些,总之是没有明媚的天气的。就好像老天故意和我作对一般,让我在本就阴郁的时间里见不到半分阳光。不过我也不知道,等太阳出来了,我又是怎样的状态,是回学校,还是已经找到工作,这阴郁约摸怪不到天气的头上。
其实我常常想退缩。毕竟在我的计划里,找工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让自己明白工作和学业,这两者的异同。我想我现在是知道了的。但我又不想这么早退缩。好像还不曾深刻体验到工作的艰辛,再说这么早退出,也和我一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做法不一致。我怕自己有一次当了逃兵,就次次当逃兵。
除此之外,好像我也到了不能退缩的年纪。早晨醒来听着妈妈在洗漱间十分难受的咳嗽,还有日复一日的开工,以及熟人过世的消息,好像囊中羞涩的现实更是直白了,不安感也更强。就好像羊城的天气,任我怎么努力打起精神来,它也总是不能拔开云雾;就像我抬头看去,只有四面墙,整个房间昏暗一片,怎么也看不到外边。
在羊城这样的城市,依旧有月租两百的房间,除了头顶那一片片乌黑色泥瓦,以及厕所的臭水气,也许也和年迈的房东相关吧?租住于此的人,拿着数十年如初的工资,从满脸胶原蛋白到白发银针一般夹杂着扎在头顶,也许已经习惯了这房间的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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