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之魂·蔡锷（浮雕）
国祚新承，百业待兴。辛亥革命的胜利，葬送了封建千年正统，迎来了朝气蓬勃的中华民国。当初，为了迫使清帝逊位，孙文作出了大牺牲，将总统之位拱手让给袁世凯。历史上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其实在真实的历史里，辛亥革命的胜利并不只归功于革命派，也有赖于当权立宪派的倒戈。而袁世凯的倒戈，更是直接导致清帝的逊位，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为民国的生存巩固保留了无数的火种。
1912年11月，去国14载的梁启超终于正大光明地从日本回来了。他的归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此话切要，正可以说明梁启超何以被奉为思想启蒙之星的由来。
为了对梁启超的回来表示欢迎，总统袁世凯专门为他举办了一个欢迎酒会。面对新责旧怨，梁启超摒弃成见，与袁世凯这位当年的变法冤家握手言和，这可以看作是历史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实现政治和解，推进民主政治的机会。
当时的政坛上，国民党和共和党等政党组织已经直接参与到政府管理中。其中，国民党是一个联合政党，它是在宋教仁的奔走努力下，以同盟会为主，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而形成的。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梁启超对时局充满了期待，简直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一回国，屁股还没有坐热，便投身到各地的国会议员选举战中了。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国会席位，他一边筹组民主党，一边加入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期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如此仓促备战，又怎会有好的结果？
梁启超以为凭自己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力，选举之战定然是一炮而红。可是，结果却大相径庭，国民党大胜，民主党、共和党、统一进步党均一败涂地。这对梁启超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忽而觉得，政治人心远比他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后来发生的一件大案，更是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也就是选举后不久，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车站。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谣言，竟盛传凶手是袁世凯和梁启超！为此，政府当局不得不加派警员在他家周围昼夜巡逻保护。虽然事后追查证实，杀宋教仁的凶手是应桂馨，他是上海帮会首领、同盟会领袖之一的陈其美的密友，这才为他洗脱了冤屈。但是宋教仁的死，还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既为自己之被误解而悲哀，也为国家痛失一伟人而难过。
但他明白自己的责任，无论内心如何悲苦，他依然奔走在为国事操劳的路上。国会选举失利后，为了抗衡国名党，他联合统一进步党，将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一个新的政党——进步党。进步党在北京成立的当天，会议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为理事之一。
7月，熊希龄奉命组阁。他曾向袁世凯夸下海口，欲集国内精英组成一个第一流的人才内阁。他邀梁启超入阁，原本打算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袁世凯不同意，把他改为了司法总长。当时，康有为知道梁启超要入阁，写信警告他袁世凯不可以信任，希望他拒绝。但是梁启超经不住袁世凯的劝诱，还是加入了这个“第一流的人才内阁”。那时，除了熊希龄外，和他一起加入的还有朱启钤、孙宝琦、段祺瑞、刘冠雄、周自齐、汪大燮和张謇。其中，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都是清流雅望的名士，张謇更是大名鼎鼎的立宪派领袖，实业家和教育家，所以，这个内阁纵然算不得“第一流”，也决不能作“第二流”看待的。
梁启超是这个内阁的灵魂，《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即是他起草的。可惜，梁启超命中注定与政治绝缘，内阁刚组建，便碰上孙文领导国民党以宋案为由发动的“二次革命”。袁世凯本有发动内战，消灭南方军，总览大权的打算，只是苦于没有找到好的借口。孙文的“二次革命”，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好口实。1913年11月，袁世凯公开解散国民党，国会从此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实际停止活动；1914年1月，袁世凯公开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民国第一届国会就此谢幕，第一流人才内阁亦随即倒台。
护国运动之出征誓师大会
梁启超从内阁退下来后，改任币制局总裁。但几个月下来，梁启超发现币制总裁不过是一个闲职，失望之余，毅然挂冠而去。他在辞呈中写道：“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袁世凯看后，笑道：“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从中也能看出袁世凯其实不过是利用梁启超的声望和影响力，并没有打算对他施予重用。
从币制局退下来后，梁启超闲居在清华园里。这之后，袁世凯两度对他委以职务，一个是任命他为政治顾问，一个是派他沿江考察各省的教育、司法事宜。但是，他都没有理会。这些年的宦海沉浮，让他对政治心生失望之意，决心放弃做官的念头，断绝一切政治关系，转向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以在野之身，监督政府。只是想虽然这样想，要让自己完全放弃政治的念头终究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段时间，他虽不在朝廷之上，一双眼睛却时刻紧盯着局势的变化。1915年5月1日，“新约法”公布，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总统继任者，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梁启超敏感地察觉到，袁世凯有向帝制转舵的倾向，于是他写信严正劝告：“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梁启超认为自己不能再沉默了，必须表态，随即提笔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抨击袁世凯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主张。为了避免因个人言论连累政党，梁启超完成这篇文章后，随即宣布退出进步党。果然，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在社会上立刻引起风雷效应，引无数人争相传抄。
有人劝他：“你已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听了反而大笑：“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当时，《亚细亚报》曾悬赏三千大洋，征文反驳梁启超，却无人敢前去应征。这让那些附势于袁世凯的人很感到一种挫败之感。明的不行，他们就来阴的，不断写些匿名恐吓的信给梁启超。在这样一群附势小人的推波助澜之下，袁世凯的帝王梦已经醒不来了，不是梁启超的一两篇文章能阻止得了的。
1915年12月，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预备登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无数次证明的真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注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他的复辟注定是要失败的。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揭起“护国”旗号，向袁世凯宣战。由此在全国引起的倒袁声音，瞬间形成连锁反应，迫使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的帝王梦之后不得不宣布退位。
其实，早在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的时候，梁启超就在暗中策动蔡锷倒袁了。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庸才，他非常清楚，将来称帝如果有人出来反对，第一个必是蔡锷。所以，他才会把蔡锷留在北京，留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住在天津租界的梁启超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思，并早已和蔡锷接触上了。
蔡锷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得意门生，曾担任进步党名誉理事和湖南支部长，只是后来因为军人不隶党籍而退党。在帝制愈演愈烈的时候，梁启超就已密会蔡锷，希望他承担起护国的历史责任，蔡锷慨然应许，当仁不让。蔡锷在北京时，在袁世凯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前往天津密会梁启超，向老师求教脱逃之计和商讨倒袁的细节。据蔡锷回忆说：“当去岁（1915年）秋冬之交，帝焰炽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蔡锷之所以能说服袁世凯让他离京，就是依了梁启超的计划，以养病为名，前往东京，从而伺机辗转多地回到云南的。
蔡锷逃离北京之后，梁启超也逃往上海，进而南下两广，策动反袁，与云南形成掎角之势。南下后的梁启超，一面为护国军筹措财款，指导方略；一面制造舆论，推动各方响应，并在南宁受到了广西都督陆荣廷的热烈欢迎。广西宣布独立之后，广东、湖南、陕西、四川、贵州等地，也纷纷响应独立，宣布了袁世凯的覆亡。
护国战争结束后，国会再度得到恢复。但是由于段祺瑞和黎元洪之间的权力争斗，形成了府院之争，使政局变得非常脆弱。这时，梁启超揭起“不党主义”的旗帜，化党为派，取消进步党，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后与宪法案研究会合并，在政坛上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无形之党”——研究系。
恰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国在围绕是否出战的问题上，进一步加剧了府院之争的局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力主出战，大总统黎元洪却坚决反对。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掌控的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得成功。就在两派僵持不下时，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撵走黎元洪后，张勋随即将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清室。
但历史证明，张勋复辟不过是一出闹剧，中国并没有复辟的土壤。梁启超在张勋宣布复辟的第二天，即率研究系同仁，一起到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的大本营，请缨参战。段祺瑞的大军到达北京后，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根本没有战斗力。只是闹剧归闹剧，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争斗，经张勋这么一搅和，政局反而变得有所好转。
段祺瑞胜利了，但是他和袁世凯一样，都是独裁野心家，并非一个真心拥护共和的人。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拒绝召开国会，由此又引发了护法运动。真是时也，命也。赶跑张勋之后，梁启超再次获邀入阁，被委以财政总长一职，可惜拳脚未及施展，又被孙文的护法运动搅黄了。这回，他是彻底顿悟了，也下定决心了，坚决脱离政坛，专心投身于思想文化教育事业上了。
梁启超学术著作
这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他都没有再重返政坛。而如果说其间有某一次是比较接近回归政坛的，那就是1918年年底，在政府的资助下，他和蒋方震、张君劢、刘崇杰、徐新六和丁文江组成的非官方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并于1919年前往巴黎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意见一事，最为接近。但也只是接近而已，因为这次考察，是以个人名义出访的，虽有政府资助，却与政府并无多大关系。
欧洲考察期间，他完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在书中，他详实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了比较。在这次游历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转变，使他从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中逐渐淡化出来，回归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来。
这次从政坛退下来，他真的脚踏实地，实践起了自己弃政从教的理想。他一面著述，一面在清华、南开等大学任教，成绩裴然，被誉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极具分量的学术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除此之外，他还四处讲学和演讲，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济南、南昌、长沙、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组建共学社，专注翻译事业；筹办松坡图书馆，纪念蔡锷……据当年的清华学生回忆，梁启超讲课时，就像说书艺人一样，手舞足蹈，声音抑扬顿挫。他讲授古乐府《箜篌引》时，先把诗句写到黑板上，然后摇头晃脑，大声朗诵一遍：“公——无——渡——河！”诵后，拍案喝一声采：“好！”也不管学生听懂没听懂，全然陶醉期间。待他叹过之后，让学生把黑板擦干净，这首诗也就讲完了。在梁启超那儿，没有哪一本书是死的，对他来说，书中的文字和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梁启超的学问承自乾嘉之学而侧重于经世致用，他善于综合，好作系统研究，自成一家之言。许多人都以为，文化的传承，是一项需要全民动员，耗费巨资的工程，其实不然，回顾中华文化的历史，真正传承儒学一线真脉的，永远只是少数大师。对于这个，民国的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则逸闻：
梁启超执教东南大学时，有学生问他：“国粹将亡，奈何？”
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
学生答：“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梁启超闻言大怒，猛击桌面，声若洪钟说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从这则逸闻中，既说明文化传承的真相，也让人见到了梁启超的可爱。而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天真烂漫的人，终于没能逃过病痛的侵扰，在他晚年的时候，受到了尿血症的折磨；也没能躲开死神的召唤，于1929年1月19日这天，未留下只言片语，溘然长逝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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