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春秋》的记事，从这一年开始。
鲁隐公以代理国君的身份南面视事，遭遇诸多尴尬。
【原文】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古礼，先君去世的次年正月，新君正式即位。
但是，当年的《春秋》，并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的事。这可是鲁国的头等大事，按理说，要上头版头条才对啊！为什么不作任何记载？
《左传》对此解释：因为鲁隐公根本没有即位，只是摄政而已。
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知道，有名无实，是件难受的事；有实无名，同样不舒服。
这TM跟当小三有什么区别？
【原文】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元年三月，鲁隐公有外交活动。
鲁国有一个附庸小国——邾国，国君名克，字仪父，不顾春寒料峭，来到鲁国朝贺。鲁隐公和他在蔑地举行了会盟。
邾国曹姓，子爵。
春秋时期，天下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从理论上讲都是周天子的臣下。因此，无论是谁即位为君，都必须得到“王命”，也就是周天子的册封。
邾子克，当时还没有得到王命。所以在《春秋》的记载中，还不能称之为“邾子”，而是称其为“邾仪父”。当然，称其字是对其表示尊敬。不尊敬的话，就直呼其名了。
关键问题是：这是一次正常的外交活动吗？
不是。
外交有外交的礼仪，接待什么样的客人，执行什么样的标准。
像邾子这种附庸之君来访，鲁隐公和他见个面，吃个饭，看个演出，打发点土特产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专门跑到蔑地去举行会盟？
太郑重其事了，简直是小题大作。
《左传》分析：因为鲁隐公是摄政，所以要特别“求好”于邾国，显示他的主人地位。
一个“求”字，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鲁隐公内心的虚弱与不自信。
我们能理解鲁隐公的尴尬。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越是面对尴尬，越是需要摆正心态，这叫政治定力。
心静自然凉，通过踏踏实实做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是最好的办法。
虚张声势，不但得不到人心，反而让人看不起。
【原文】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费伯是鲁国的大夫。
元年四月，费伯带着人马在郎地筑城。《春秋》对此不作记载，因为这不是鲁隐公的命令。
筑城哦，不是玩乐高。此等大事，大夫怎么能够自作主张呢？分明是没把鲁隐公放在眼里。
而鲁隐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
说到底，他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三月份的外交戏，充分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所以四月份便有人公然蔑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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