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著名唱段，上了年纪的人恐怕都能哼上一两句。杨子荣来到土匪窝，获得座山雕信任，荣升老九。土匪参谋长下令拿酒庆贺，杨子荣袍子一撩，眉角一挑，便来了这么一段。
为什么是写春秋呢？
字面上解释，春秋是季节。春种秋收，春华秋实，春有百花秋有月，中国人赋予这两个字太多美好的意义。但是，春秋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历史。
写春秋，便是写历史。
穿林海，跨雪原，智取威虎山，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
然而为什么？为什么春秋等于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春秋时期。
这个春秋时期，得名于当时鲁国的史书《春秋》。
那个年代，上至王室，下至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官方史书，名字各不相同。比如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鲁国的则叫《春秋》。
由于从所周知的原因——延续数百年的战乱，加上秦始皇焚书的壮举——这些史书基本上都失传了。得以侥幸流传于后世的，只有《春秋》。
换句话说，如果流传下来的是《梼杌》，那个年代便被叫做梼杌时代也未可知。
当然这是开玩笑。《春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而且成为历史的代名词，不仅仅因为它流传于世。而是因为有一个人，以点石成金之笔，对《春秋》进行了修订。
此人便是孔子。
孔子笔削春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事件。所谓“削”，自然是修订之意。可以脑补一位匠人运斤如风，将一块石头削成人形的场景。
可是，孔子为什么要削春秋呢？
首先，《春秋》记载的历史，长达二百四十余年，经手的史官众多，文风各异。孔子作为鲁国的文化达人，觉得有必要对《春秋》进行删补，使之一气贯通。
其次，孔子曾以《春秋》为教材，讲授他的政治哲学。在授课的过程中，他可能觉得原始的记载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于是加以订正。
如此，《春秋》便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书，而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了。
按照《孟子》的记载，孔子本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大概意思是，只要《春秋》传世，我便心愿得偿。理解我也罢，不理解我也罢，都无所谓了！由此可知，《春秋》在孔子心目中，是何等重要。也无怪乎后世儒家，将《春秋》列入“五经”，成为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书。
事实上，孔子究竟有没有修订《春秋》，学术界尚无定论。正方反方的论述，皆有可信之处，在此不赘。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春秋》是一本“有态度的历史”。
所谓态度，就是将价值判断寄寓于文字之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其特定含义。
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讲鲁迅的文章，一个破折号可以讲出七层意思，包括对革命者的同情，对反动势力的愤恨，对帮闲人士的鄙视，等等。记在笔记本上，满满两页。这就是态度。
整部《春秋》，一万六千多字，写满了孔子的态度。秉笔直言，拨乱反正，全在字里行间。
鲁迅的文字是投枪，是利剑。孔子的文字是大棒，是胡萝卜，是对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的鞭挞，是对仁义道德的赞美与宣传，惩恶扬善，无所不达。
是以后人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然而，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毕竟记载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平均算来，每年不到七十个字，可谓言简意赅之至。以如此之少的文字，寄托如此之重的思想，“微言大义”之说，由此而产生，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有异曲同工之当妙。
问题是不立文字，往往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解释。
《春秋》因为行文过于简洁，以至于后人如读天书，难以理解。于是为了诠释《春秋》这本“经”，又出现了所谓的“传”，也就是《春秋》的解读本。
其中最权威的版本，叫做《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春秋晚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
他集毕生之精力，对《春秋》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孔子削春秋，是做减法，把史官们的文字变得简洁规范。左丘明解春秋，则是做加法，把相应的历史事件加以还原和丰富，再加上适当的评论。
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到了左丘明手里，变成了二十余多万字的著作，而且史料翔实，文字优美，逻辑通顺，立场明确，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蔚为大观，为后人学习《春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人读《春秋》，便是读《春秋左氏传》。《三国志》中多次提到关羽爱读《春秋》，其实读的也是《春秋左氏传》。
以几何学来解释，《春秋》与《左传》，是体与面的关系。一个多面体，从不同的面看来，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感观与认识。《左传》这个面，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与后世皇权社会下作为正统国学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那时候的儒家学者，多少还带着一种纯真的眼光看世界。摆事实，讲道理，借古讽今，批判现实，终归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不会喊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歇斯底里的口号，反而处处透着“天道远，人道迩”的人本主义思想。他们生于乱世，渴望治世，寄希望于统治者来恢复社会秩序，但是首先不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威而是对统治者提出规劝。整本《左传》，重点不是如何治人，而是如何治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在后人看来是强调臣子服从君父，约束的是臣子；在孔子和左丘明的年代，却更强调君父要有君父的样子，约束的是君父。这在后世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看来，恐怕是难以接受的。
朱熹甚至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言下之意，《左传》不讲政治！
然而，正是这种未经“钦定”的历史，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儒家的最初思想，称之为“儒家的初心”，也未尝不可。
从这种意义上讲，读《左传》，便是读儒家的初心。
后人读《左传》，读出许多心得。历朝历代，注解《左传》的专著层出不穷，汗牛充栋。
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唐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清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现代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日本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等，为世人研读《左传》，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与帮助。
一百位读者便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注解多了，很难区分这些作品究竟是“我注左传”，还是“左传注我”，抑或兼而有之。
但是，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左传》的思想在注解与碰撞中，被深化与延续了。一粒精神的种子，在两千多年的培育中，成长成为了参天大树。
写到这里，有必要回头说说，为什么我要引用《智取威虎山》的著名唱段？
因为《智取威虎山》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中的八个样板戏之一。
那个年代，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孔子批成“头号大混蛋”。山东曲阜的孔庙，坟冢被掘，匾额被焚，连孔子的塑像也不能幸免。当其时，恐怕没有人愿意跟孔老二发生任何瓜葛吧？
可是您瞧，革命演员一张嘴，还是“写春秋”。不自觉的，又回到孔老二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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