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
宋朝是词最为辉煌的朝代，这是文学之变的必然，也是王朝更迭的必然。
诗宏大，意境开阔，内容博杂，这与有唐一代整个国家的恢弘大气多么一致；词则作为诗的一脉，变得小资，有情调，但眼界遽窄，文质彬彬。总之，唐朝时候，尚武，文人一个个嗷嗷叫，恨不能都去了边关守土卫疆，和敌人一决生死，“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了宋朝，重文，武将地位极其低下，文人靠磨嘴皮子，把武夫们踩在脚下，于是整个宋朝，给人软绵绵的感觉，阴柔，缺阳刚之气。
北宋初期的晏殊、欧阳修们继承了冯延巳、中后二主等人的词作风格，且在继承中有发展。此时，词的文学地位其实一点没变，就内容来说，变化也不甚大，多数还是写写情爱，还是伤春悲秋的调调，但是，发展这么些年了，到底成熟了不少，并且，因为写词之人思想境界的不同，与五代时候的词，高下立见。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说晏欧诸公的词和“花间派”词人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以当代流行歌曲来说事儿。
“花间派”时候的词，大多类同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等等口水歌，而晏欧诸公的词，仿佛黄霑、林夕、姚若龙、姚谦、方文山等人填的词。
人和人都相同，字和字都一样，不相同的是思想，不一样的是境界，而思想和境界的背后，是所处王朝、家族以及家庭环境、学识教养、天赋、眼界等等众多因素决定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呈现出来的作品，和这些因素正相关。
《人间词话》第二则：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无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晏殊、欧阳修等人无疑是天才。天才，在我看来无非两种：
1、继承，且发扬光大；
2、突破，且大放异彩。
李后主之后，对词的改变做出大贡献的另一个，是柳永，从他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长调，柳永自己通音律，所以他能为很多长调来填词，这为慢词的发展出了大力气。
简单普及一下词的分类：
按长短规模，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但我以为，词发展到柳永，“继承且发扬光大”的天才很多，比如晏欧诸公，而柳永也算一个，他对长调的发展贡献大，但个人认为这不是他的创造，他只是一个推动者。
当然，柳永是第一个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历史地位不容撼动。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柳永《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而真正可以说“突破且大放异彩”的天才词人，我认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后主李煜，词在他手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由“伶工之词”转而为“士大夫之词”，虽然他的“天才”有很大程度是受“亡国”这件悲痛的事情催化而成；另一个，则是苏轼之，苏东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词在他手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苏轼《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以这三首词为例，我想说的是，词之内容、气魄，又有了变化。在后主李煜手里，词的内容由最初的男女情爱、伤春悲秋发展为家国之别、亡国之恨、身世之悲，虽然后来的词人几乎不会再有此经历以及如此深沉的悲痛（宋徽宗是个例外），但是影响已然是不可逆转的：原来，“词”这个“小玩意儿”也可以表达如此情感，也可以有此担当。
“伶人之词”至此转变为“士大夫之词”。
到了苏东坡，内容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可入词的材料也增多了。我们都知道，按照风格词可以分成“豪放”“婉约”两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婉约”一派始终是词之正宗，这个其实不难理解，从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就能明白；而“豪放派”真正有大成就的，无非东坡、幼安二人而已，其中幼安又是集大成者，他是宋朝唯一一位一生只写词不写诗的主儿。
辛幼安《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蛮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幼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幼安《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以此俩人之力，“豪放”一派终与“婉约”并举，且占据半壁，可见俩人之“天才”。
苏辛之后，“豪放”式微，然而正如前所说，影响毕竟是留下了，不可逆转，影响到了后世词人，不管他是否“豪放”，究其原因，在苏辛手里，“士大夫之词”，终究还是发展演化为“诗歌之词”，即“词”这种体裁，绕了一大圈之后，终于还是“诗化”了。
至此，“豪放”两个字，需要重新定义一下，它内在的真实含义，不仅仅是意境上的雄浑，意象上的宏大，它更多是指，词之内容，材料更阔，直追诗体。
苏辛之后的词人，受益匪浅。
然，词终究为“诗余”，对内容的表现不如诗之灵活，并且“长短句”毕竟难有突破，苏辛这样的天才少之又少，故词之气象、格调终难及诗。
宋末元初，朝代更迭，蒙古族统治中原，“词”在形式、语言上又一次有了大突破，然而这一破，不叫“词”了，变成了“曲”。
那又是另一种诗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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