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刚刚换上短袖衫的时候，我挤上周末的北京地铁，从东直门开始，没有目的地地围着北京城绕圈子。傍晚出了地铁站，到了和徐严约定好的小咖啡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侧头看着玻璃窗外人来人往的街道，橙红色的霞光从灰白的地面一路渗进他脚底的天蓝瓷砖。他看见我，眉眼微弯，笑了起来。
我与徐严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北京的地铁上，那时我去访亲，他去上班，拥挤的地铁里我们两个人被挤在了一起，忘记是谁先开的头，三两句的搭话演变成很久以后无话不谈的朋友。很久之后他告诉我，他是个gay。我没有震惊，因为早在我刚刚认识他没多久的时候，我就无意之中找到了他的微博，微博上没有刻意的隐藏，很平淡的一些交流足以看出来。他喜欢一个男人，那人叫付城，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大学毕业，就像许多男男女女一样，正常分手了。说真的，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恶心反感，但我知道，他人的事情我是没有权利干涉的，徐严是个不错的人。
男人和男人之间，是没有任何保证的，安全感是最不靠谱的东西。徐严这么告诉我。
他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每天八点上班，六点下班，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2011年的夏天，我放假去北京，住在了他的公寓里。两室一厅，在地价昂贵的皇城里已经算得上不错了。他和我说过，他想买一座二层小楼，带小花园，有很大的落地窗，阳光能毫无保留地全部照进来，晃花人的眼睛。
我笑他，这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做派。他不以为意地笑笑，说，都老成这样了，还什么文艺青年。
那时我十六，他二十六，我们是极好的朋友。
暑假将尽的时候，我要回去了，他领了升职后的第一笔薪水请我吃了一顿饭。他似乎很高兴，喝了很多酒，我不会喝酒，在一旁看着他。等他最后烂醉成泥，我付了帐，架着他离开了。那一晚他在他的床上抱着枕头痛哭，从他的顶头上司骂到董事长，最后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呜呜咽咽流着泪。我从没想到过，一个大男人竟然也会哭成这样，他似乎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都融进了眼泪里。我站在窗边看着他，窗户缝漏过来的夜风吹得我浑身发冷。
他以前说过，他被父母赶出家门好多年了，当时他离开家一个人到了北京，那时候的他和我一般大，十六七岁，很瘦，背着大旅行包走。他刚拿到身份证，年龄太小，找不到工作，只要是正经的，他什么都干过。
北京很大，那时候的他根本找不到方向。
后来就慢慢熬着，熬到一切都好了，他成了这座城市里优雅贵气的白领，过得匆忙而又迷茫。
他不喜欢多说自己的过去，我也不喜欢去问。追忆过去对人是没有好处的，那是死神该去处理的东西。
我似乎发了很长时间的呆，回过神来时，一脸的泪。
我抹了把脸，去洗手间拿了毛巾给他擦干净哭得乱七八糟的脸。然后就躺在他卧室的地板上睡了一夜。
之后的日子我忙成了一只陀螺，二十四小时转个不停。十二月末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终于闲了下来，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最近还好吗？
我给了他最中规中矩的问候。
他在第三天的时候回复了，付城来找我了。
第一场雪已经化了，我坐在还残留着雪水的广场上，抹了把牛仔裤，擦干手，回过去一条，你直接说你又和他在一起不就得了？
在一起，在一起，什么才叫在一起？
我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我不知道。
新年假期的前一天晚上，和宿舍里的同学狂欢到凌晨。第一次喝酒，被灌了多少都记不清了。醒来的时候看见手机闪着森白的光。
3个未接来电和一条短信。全都是徐严的。他最喜欢说一句话，事不过三。
短信里也是这几个字。
我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男人，声音温润清朗，带着一股疏离淡漠。没说两句就挂了。开笔记本上微博，看见徐严的微博头像换成了两个紧紧靠在一起的头，面部被马赛克掉了，其中一个偏瘦的，是徐严。
周末去超市，手机被人摸了，换了新的电话卡，和一个崭新的手机。至此，我再也没收到过徐严的电话和短信，当然，新年之后，也没有。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关注着他的微博，在他不知道的小角落里蹲着，看着他身边的一切。
2012年12月25日，传闻中的世界末日，徐严和付城分手了。那天我买了电影票去看一个十分冷门的外国电影，名字早就忘记了，或者我根本没有记住过。回来的时候上网，看见徐严删除了所有的微博，在简介一栏里写了一句话，亲爱的，相信我，分手了。
我在闪着光的屏幕前笑出了声，掏出手机熟练地按下他的号码，一年的时间，没想到我仍然记得这么清楚。
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通，喂？
小严子，又背着朕去玩文艺小清新啊？还亲爱的相信我分手了，我去！
电话那头静了静，然后在电流的滋滋声中传来了徐严低低的笑声，我又升职了，做到总监了，请你吃饭，怎么样？
十二月中旬，我有三天假期，坐大巴到了北京。
他骑着自行车去接我，我笑着调侃他，你不是做到总监了吗，没开宝马改开黑马了？
徐严笑了笑，我换了房子，一时半会儿还就得开黑马了。
我把他从车座上踹下来，径自骑上自行车，他在后面追了几步，跳了上来。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风从我的鬓角飞过，带着北京特有的乌烟瘴气。
你都快三十的人了，怎么轻得跟片儿纸似的？我感受着自行车后座的重量，问。
忙啊。徐严笑道。
我没再说话。
忙啊，该是多少人多少事的借口？还是个总也用不完的借口。
那天我住在了宾馆，我去了徐严的家里，二层小楼，落地窗，小花园，种满了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杂乱，却很有生气。徐严要留下我，我趁他去做饭的空当，蹬着他的黑马溜了。
一年，说什么也没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我变了，他也变了。
我们再也不是极好的朋友了。就像江南的《九州缥缈录》里，白毅对谢子侯说，正是因为我和息衍曾是最好的朋友，我最了解他，才知道，如今的息衍即便不是我的敌人，也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或许我们都没变，但世上不存在真正的绝对静止，所有静止都是相对的，只有运动才是绝对的。
我躺在宾馆的床上，忽然想起那年我躺在他家的地板上，看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听着床上人的呜咽，心里一片白茫茫。
朋友与好朋友之间，差了不止一个字。我和徐严成了朋友。
我到北京依旧会去找他，他为我安排好旅馆，请我吃饭，带我出去逛。
我们真的是朋友。
2013年五月初，我的手机被同寝室的朋友摔坏了，花了一周修好，在公交车上开机，几分钟内接到徐严的十来条短信。
他说他来我住的小城了，看海，不像别人说的那么漂亮，打我的电话，没有人接。
他说他找到了住的地方，在我以前的学校的对面，小旅馆，不像北京的阔绰。
他说他呆了几天，没劲，走了。这个地方，他应该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我把所有的短信看完，然后用手机上网，订了车票。
刚刚换上短袖的时节，我到了北京，坐上地铁，在他的微博里留言评论，放下一个地址。
我看见他隔着玻璃，对我笑，眉眼微弯，目光清润，相貌俊秀。
这个时候，我十八岁，徐严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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