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变灰了，屋里还是很冷，我和妹妹在屋子里编织毛衣，炉子里的煤块烧得正红。虽然已经开春了，但温度一直上不去。我们的煤块在冬天里面已经烧光了，不得不又花掉一笔钱去买煤块，帮我们度过依然是有点寒冷的早春。
我们听到外面的麻雀和布谷鸟在不停地叫唤，我们坐在屋子里面编织毛衣。妹妹和我从早上到下午，一直这样坐着。直到下午四点多，那个时候我们不大容易看得清手里的毛衣针和毛线了，我们便放下手中的织物，去村子里面散步，一直走到远处绿油油的田野里。到了快要晚饭的时候，我们再回家去。
我们经常这样散步，村子里的人那个时候就很少了，他们多是刚好回家了，或者是恰恰刚好遇上了一件新的工作。总之，当我们从走出家里的时候，很少见到村子里面的人。恰恰由于此种原因，我们感到很遗憾，因为很多我们认为很熟悉的人的面孔都不太记得了，比如说住在隔壁那栋白色的漂亮楼房里的一位中年妇人A女士吧。我们小时候经常能看得到她，她总是坐在门口打麻将，当然，那常常是她一个人守着那副麻将桌。我们房子和她的房子的门口刚好朝向大路，路上常常有行人经过，也有很多狗来回走动，有很多汽车、电瓶车、自行车和大卡车经过。我和妹妹小时候常常在家门口玩一种叫做跳房子的游戏，那种游戏十分简单，不过是需要一个石头，或者是一个沙包，再用粉笔或者石头在地面上画出一个个格子就行了。我和妹妹从早到晚在门口那块而水泥浇灌的平地上玩这个游戏，遇到一些放学的孩子们，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游戏中。A女士也像我和妹妹一样从早到晚坐在家门口玩游戏，只不过她玩得是麻将。我和妹妹都知道大人是怎样打麻将的，那多是由四个人围在一张桌子旁，乱哄哄地玩的，但A女士却是从早到晚一个人在那儿打。我们感到很奇怪。
我和妹妹都替她感到可怜，因为至少我们的跳房子游戏至少是有劲儿的，尽管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俩个玩儿，我们也都很投入这个游戏，玩得很兴奋，但是A女士只有一个人可怜地坐在家门口打麻将，是的，仅仅只有她一个人。有时候，我和妹妹玩跳房子游戏累了，我们就去附近的商店买上两个冰棍，坐在家门口吃。那个时候A女士还是坐在家门口的那张麻将桌上。
我和妹妹开始猜测A女士为什么偏偏要可怜地一个人玩那个游戏。在我们看来，A女士十分可怜。因为我们都目睹过大人们是怎样真正地打一场麻将，那是个有很多人参与的游戏，那个游戏使一些人兴奋，使另外一些人愁眉苦脸，但是那个游戏决不是像A女士这样是静悄悄的，相反，那个游戏使人们变得像猫头鹰、像现在正在窗外响个不停地麻雀们那样聒噪。我们都认为A女士十分可怜，或许她可以试着换一种游戏来消磨时间，但我和妹妹又都认为，不管怎样，A女士比大多数的邻居们生活都好过一些，因为别的邻居们以及我们的父母不得不一整天都离开家里，去工厂、木材厂里面上班去，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一整天都见不到自己弄得爸爸妈妈。而A女士可以整天地坐在家门口，守着那张麻将桌。我们都认为A女士如果有个孩子的话，那个孩子一定比我们这些孩子幸福得多，因为他可以整天见到自己的妈妈。
我和妹妹都认为A女士可以换个更好的游戏玩儿，她不必非得守着那个需要很多人参与才有趣的麻将桌游戏。但A女士似乎过于固执，在我们童年的所有时间里，在我们对A女士的所有记忆里，她都是从早到晚坐在那张麻将桌前面一个人打牌，就像我和妹妹从早到晚乐此不疲地在房子门口玩跳房子游戏一样。但是后来等到我和妹妹长大了，我们便开始对这个跳房子的游戏感到厌倦，我们没有再像从前一样从早到晚地玩这个游戏，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认为家里面有了一点点钱了，就让我们去学校念可怜的书了。我们为此并不感到快活，因为我们比上学的同龄人都大很多，我们不得不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念书，因为坐在太靠前会挡住其他同学的视线。
我和妹妹下课的时候常常在一起玩儿，因为我们觉得同学们的年龄太小，我们和他们的兴趣不同。比如说吧，同学们还沉迷于橡皮筋、跳房子的游戏呢，我和妹妹由于玩得次数太多早已感到厌倦了，再说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的岁数差过大，以致于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走到一起去。我和妹妹在课间休息时候总是在一起念念高年级的语文课本。这些语文课本我们很容易像村里面的同龄人借到，他们以前总是和我们一起在我们家门口玩跳房子的游戏，因此对我们很大方。我们尽量小心保护不使他们借给我们的语文课本弄脏。
我和妹妹常常羡慕地看着学校里面的同龄人。他们都是按照正常的入学年龄上学、念书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能够和周围的同学们打成一片，也很容易能够找到朋友们。我和妹妹恰恰是由于年龄的问题更倾向于依赖对方，我们认为周围的同学只不过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我们已经到了需要找到一个更加贴心的朋友的年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对象来倾诉我们感情中的小小的、不值一提的痛苦，倾诉老师们对我们的不公。我们对找到这样一个朋友感到失望极了，只好紧紧地依赖着彼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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