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城市宜昌和城市文学

　　7月25日清晨，参加宜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

　　在桃花岭饭店林荫道上，迎来一位清瘦却也精致的老头，灰褐色的礼帽，遮掩年轮与风华，颈挽一台价值不菲的照相机，笑问一位精雅的女士：“请问原英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怎么走？”

　　那女士茫然地摇摇头，抱歉一笑。

　　恍惚之下，才知道这是一位游客。

　　所幸，我每天步行上班时，要从这老头所到的地方经过。

　　原英领事馆，那座老红镶边的欧氏风格的房子，巳被“药店”、“口腔堂”等七八个标识牌催生出了现代商租风味，再也寻找不出曾经的沧桑。往江边200米处，是天主教堂的侧院，院门左边钳入一块黑色大理石牌，上刻“宜昌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天主教堂”，侧院正门顶立着“花果山牛魔王烧烤店”的名牌；金褐色的厚重木门，也叠印出了烧烤底色印记。但在青砖墙角处，有座矮小的黑色台碑，碑面刻记着“天主教堂”字样，飘逸出宜昌老城文化的魂灵，在阳光下，在星空里……

　　倘若不是因为工作单位的原因，单单我这个城市的闯入者——刻记着童年乡村意义和象征的外来者，也会如那位女士，倍感迷茫。

　　如此迷茫！让我想起卡夫卡。用他生命体验和哲学思想的总结之作——那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构建着艺术的迷宫，个人式的、忧郁的、独孤的情绪，漫延在大城小市的上空。主人公K应聘来城堡当土地测量员，他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许多雪路后，终于在半夜抵达城堡管辖下的一个穷村落。在村落的招待所，筋疲力尽的K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它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其中有招待所的老板、老板娘、女招待，还有一些闲杂人员。城堡虽近在咫尺，但他费尽周折，为此不惜勾引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却怎么也进不去。K奔波得筋疲力竭，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

　　我在这52年的生命旅程里，除却真实的12年童年乡村生活，余下的40年时光，抛洒在小乡镇、县城和至今口号宣传“特大”的宜昌城区。40年来，虽然没有小K那样筋疲力竭甚至实施违背本愿的手段，但多多少少拥有疲惫感，如k那般一辈子都无法走进城堡的“旅客”感，仍然浸淫着许许多多的日日夜夜，只能用那乡土气息浓厚的古典诗词慰藉。

　　这种感觉不独我有。

　　梳理“宜昌市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及的骄人荣誉的作家成果，大抵分为三大类别：乡土及故乡情节、历史及史诗情怀、魔幻及浪漫情境，而真正展示宜昌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的却是鲜少。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大宜昌元素不少，譬如长江三峡、屈原昭君、嫘祖巴人、三国土家……但对社区、街道、工厂、经济、消费、资本等城市密码的解读，鲜有提及。在我已知里，宋离人的《我们到红旗厂看王二盛》，还有最近在《中国作家》头条刊载的陈刚（网名“城市农民”）的长篇小说《卧槽马》，尽管都有工业题材的底蕴，但离真实的城市风貌、城市印象，还有一定的距离。

　　亦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何平教授所说：城市离我们很近，而我们离城市文学还很远。所幸的是，在宜昌城区，还有城市文学的思考者。2018年5月，省作协和《长江文艺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第四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围绕着“城市文学的精神底色和现实境遇”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刘波做了题为《城市文学如何更新与超越》的发言，以“城市精神”为支撑，他认为：“城市精神，不只是限于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它一定还有下层社会的冷暖自知。”在这种场景下，“新感受、新思绪、新鲜经验”，寻找未来城市的审美可能，将成为书写城市文学作家的挑战和动力。

　　这种动力，似乎有了一些端倪：2017年，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特主办的第三届城市文学论坛召开；由文化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扶贫专业委员会、国际城市文学学会、中国城市文学学会、国际城市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国际城市文学论坛暨首届中国城市文学优秀诗歌颁奖盛典和首届中国城市文学优秀诗歌大型朗诵会”在京举行；2018年底，由青年文学杂志社发起、22家杂志社和媒体平台共同支持的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发布，专家和读者各自推荐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12篇……

　　城市与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究竟有多大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千万读者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当下。宜昌市文联周立荣主席在第一组作协团座谈时强调：“我们身处一个大好时代，因为们正在感受和体验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变化，而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变化中的成果。”

      “ 世界十大名著”更能体现这种变化特别是工业文明进程变化中的成果。曾记得在2000年，《纽约时报》和美国《读者文摘》联合组织一个调查，通过横跨欧、亚、美、澳、非五大洲百城十万读者投票，精选出了十部经典长篇名著。前不久，我对这“世界十大名著”进行了一次简单清理统计，发现有9部的叙述背景是在都市及郊区，或者是小城镇。《战争与和平》以莫斯科为主线，《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以巴黎为中心，《童年》以外祖父的家尼日尼——诺弗哥罗德城为线索，《大卫·科波菲尔》抒写英国英格兰东南部汉普郡，《红与黑》穿梭在法国与瑞士接壤的维立叶尔城和巴黎，《安娜·卡列尼娜》呈现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飘》紧紧围绕亚特兰大以及附近的一个种植园场境。虽然《呼啸山庄》的背景是英国北部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庄，但却是虚构的，犹如《百年孤独》的马孔多。

　　英国约翰·伦尼·尚特在《城市秩序》写道：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作为个人，我们将意义和象征附加到特定的地方。比如：我们的童年，它不仅是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当我们回忆过去时不断重访的地方，它能魔法般召回我们最早的记忆，复活我们最初的体验。

　　以意义和象征存在的文学作品，“特定的地方”呈现本原，在“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国度，美学让这个“特定的地方”沾染乡野气息，唐诗、宋词、元曲让中国辽阔广褒的大自然唤发出蓬勃生机，也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学在世界上特有并享有与众不同的地位。而越来越丰硕的“人与城”密码如何破解，任重而道远。

　　不过，如果研讨与世界文学对接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虽然四大名著侵淫在农耕文化基因传承里，仍然能够寻找到与“世界十大名著”共同的元素：《红楼梦》以京城和金陵为背景；《西游记》取经的始发地是京城长安，终点是那烂陀寺——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的大寺院，而且孙悟空的求救场所是天宫；《水浒传》虽然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背景，但小说主要人物在齐聚梁山之前的始发地多是京城或城镇；《三国演义》尽管再现了史诗般的宏大时空，但却是一场城市的争夺战争……

　　四大名著刻画的“特定的地方”，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相关。虽然《说文解字》阐解“城，所以盛民也。”但四大名著所展示的“城”，却是权力的高庙之堂。19世纪初期，也出现了郁达夫、茅盾和“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上海都市风景和老舍笔下的北平风貌，展现“都市男女”主题，但多以小说形式创新为主，不足以彰显都市生活形态，特别是城市空间、生态、景观、符号、住房、权力、经济、投资、劳动、生产、迁移、阶层、身份、文化、秩序、精神、历史、断层、冲突……无法从日常生活中体悟经验的城市，正如刘波在《城市文学如何更新与超越》所说：“这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书写，并不能代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全貌。”

　　从这个层面讲，面对会议讨论中多数代表提及的“宜昌文学何处去”思考，我深深地体悟到：其实，我们的城市文学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骆勇||城市宜昌和城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