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一定不同意。如果非要选择，谁都不会选择“承受不公正”，毕竟“行不公正”的话，承受的将是别人而非自己。如果说更糟，当然承受更糟，强者不会更糟，弱者总是处在更糟的位置，被羞辱、欺凌、压榨，甚至法律都经常不站在弱者的一边。哲学是不是无用的？净谈这些与常识截然相反的议题，指望我们相信。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就是要挑战常识，然而这种挑战带来的感觉有时却是痛苦的。哲学与现实世界如此之不同，不知道应该庆幸形而上世界的高贵，还是该对现实世界的冰冷感到沮丧。不过还是暂时抛下这些，回到难以看清真正面目的苏格拉底。
本篇主题是“论修辞”。“修辞”在希腊文中含义很广，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演讲中的立论和词句修饰。修辞在本篇中主要指演讲术。
本篇记载了苏格拉底同三位智者的精彩辩论。高尔吉亚是声名显赫的修辞学大师，正在雅典一展雄姿。波卢斯是高尔吉亚的门徒，已经撰写了演讲术和论辩术的著作。卡利克勒也是一位坚定的智者，在对话中是最主要的发言人。整场讨论，苏格拉底同三位智者多次交锋，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1）演讲术的定义、对象和本质；（2）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3）人生理想和政治哲学。
第一部分是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的谈话。
高尔吉亚说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精通演讲术。他先后给演讲术下了三个定义：第一，演讲术是使用言语（讲话）的技艺；第二，演讲术的言语所涉及的事物是最伟大、最崇高的；第三，演讲术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劝说的技艺，掌握演讲术可带来自由。
高尔吉亚的定义完全基于技术、有益这些角度的考量，所谓的“最伟大、最崇高”是因为“有了这种能力，你可以让医生成为你的奴隶，让体育教练也成为你的奴隶。至于你的那个财务专家，他会变得不为自己挣钱，而为其他人挣钱：实际上为你挣钱，如果你有能力讲话，劝说众人。”这也正是劝说可以带来自由的原因。曾经流行的厚黑学所推崇的就是这些：重视权谋和策略，权力和利益第一位，不惜一切手段（隐忍、阴谋和欺骗）实现目标。
苏格拉底建议区别两种不同的“劝说”：一是根据学得的知识分辨正确和错误，以此劝说人，另一种是根据似是而非的论辩使人相信某种意见。这里出现了“学会了的”和“相信了的”之间的区别，即“知识”和“信念”的区别。演讲术并不提供知识，而仅仅提供信念，它的作用是让你相信些什么，与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无关。“所以，演说家不是法庭和其他集会上的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事情的教师，而只是一名劝说者。”
第二部分是苏格拉底与波卢斯的对话。
苏格拉底认为演讲术是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满足和快乐的技巧，根本不是知识意义上的技艺，只是用来讨人喜欢的奉承的本领，是“政治的一个部分的影像”，不值得赞誉。波卢斯不承认演讲术是冒牌的知识，骄傲地宣称演说家和僭主一样是城邦中最强有力的人，能在法庭或公共集会上左右局势，甚至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处死人。苏格拉底针锋相对地指出：演说家和僭主都是城邦中最没有能力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不能按照人的本性行善，只有知识和能力是善。
双方围绕演讲术的本质，探讨做不公正的事情和承受不公正的事情哪一样更糟糕，这就是曹操所谓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区别。波卢斯选择曹操——大多数人的选择，这是保全自己的本能，丛林法则的本能，但文明的某些原则恰恰是反本能的，文明秩序和丛林秩序泾渭分明——苏格拉底选择后者。
波卢斯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做不公正之事比承受不公正更糟”这个论断的荒谬性，苏格拉底称呼他为“我的神奇的先生”，指出虚假的论据再多也无济于事，事情的核心在于“何者幸福，何者不幸福？不公正的人可能是幸福的吗？”他说：“不公正做事的人，不公正的人，是全然可悲的，如果他没有为他犯下的恶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就更加可悲，如果他付出了代价，从众神和凡人的手中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就要好些了。”
佛曰：“受身无间者永远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无间地狱是八大地狱中最苦的一个，堕入无间地狱的，都是极恶的人。犯了极重的罪，就被打入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之中，永远没有任何解脱的希望，除了受苦之外，绝无其他感受，而且受苦无间，身无间，时无间，形无间。在无间地狱之中，猛火烧人，所以也叫“阿鼻焦热地狱”。所以在《无间道》的结尾刘建明没有死，并不是说犯下恶行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开始享受幸福；而是说活着就是对刘建明最大的惩罚，他在尘世间承受“无间地狱”的惩罚，至死都不会有任何解脱的可能。
尼采说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办法对抗强者。关于“无间地狱”的说法也许也是佛陀提供给我们芸芸众生的幻觉和依傍，尽管陈永仁死了，刘建明活得好好的。后者不会用“无间地狱”的说法自寻烦恼，他会在白道更加游刃有余，在黑道更加风生水起，成为普通人眼中的风云人物和艳羡的对象；如果看到苏格拉底的说法，会将哲学列入不可救药的学科，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当“善意地”帮助孩子选择报考专业时，会建议计算机、软件、电气、会计⋯⋯哲学？实在不行了也不能选这个呀！那找不到工作的！工作，工作最要紧，不然的话你吃什么！——我们最关心吃、穿、享乐、活着，最擅长自欺，活出什么的问题无关紧要，天大地大，不如吃的问题最大。
“做不公正之事比承受不公正更糟。”苏格拉底的论证是这样的：
做不公正之事更可耻，它在痛苦和恶的方面更甚，而且在恶的方面要超过承受不公正，因此更糟。
另一方面，做不公正之事，不付出代价比付出代价更糟。不公正是灵魂的腐败状态，“付出代价”相当于帮助灵魂摆脱腐败状态，而“不付出代价”就是放任灵魂的腐败。苏格拉底说：“他们（阿凯劳斯似的僭主）关注的是付代价的痛苦，但是漠视它的好处，根本不知道有不健康的灵魂的生活比有不健康的身体的生活要可悲得多，这个灵魂由于不公正和不虔诚而腐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遗余力地逃避付出代价，不愿消除这种最糟糕的东西。”“所以，做不公正的事情是第二糟糕的事情。当一个人依其本性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而又不付出代价，这是第一糟糕的事情，是一切糟糕的事情中最糟糕的。”
演讲术只有用来为公正辩护才是有用的，如同刘建明只有谴责自己才可能善终。“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谴责他自己⋯⋯他不应当隐瞒恶行，而要将它公布于众，这样可以付出代价，重获健康；迫使他自己和其他人不要做胆小鬼，而要咬紧牙关，勇敢地面对，就好像去见医生，接受手术和烧灼，追求善的和值得钦佩的东西，而不在意要承受的痛苦。如果他的不公正的行为要接受鞭打的处罚，他应当去接受鞭打，如果应当坐牢，那么就去坐牢，如果要付罚款，那么就交罚金，如果应当流放，那么就接受放逐；如果应该处死，那么就去死。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要原告⋯⋯”
《高尔吉亚》的第三部分简直可以当作一出妙趣横生的喜剧来观看，卡利克勒仿佛我们数千年前的代表，因为看到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却荒谬绝伦的结论，开始怀疑对方的真诚。“告诉我，苏格拉底，我们现在应该把你当作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如果你是认真的，如果你说的这些事情确实是真的，那么我们凡人的生活岂不就要颠倒过来，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显然与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吗？”
卡利克勒指责苏格拉底的论证时而依据“法律”，时而依据“自然”（这个词哲学意味浓厚，一方面指单纯的自然界，一方面指本性，人的自然就是人的本性）。智者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要靠自己的才能出人头地，强者战胜并统治弱者才是自然的正义。
他甚至开始就哲学事业的问题对苏格拉底谆谆告诫，“只要在人生恰当的时候有节制地学习哲学。但若花费过多的时间去学习哲学，那么它是人的祸根⋯⋯如果有人抓住你，或者抓住其他像你这样的人，送你去监狱，罪名是你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而实际上你没有，这种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用处了。你会头晕目眩，你会张口结舌，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会被送上法庭，面对一帮恶毒无赖的控告，最后被处死，如果他们要求处死你。然而，苏格拉底，‘这怎么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这种把俊美的男子变得难看的技艺’，既不能保护他自己，又不能拯救他自己和其他人，使之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被他的敌人剥夺全部财产，在他的城邦里过一种绝对无权的生活？说得更加残忍一些，对这样的人谁都可以打他的耳光而不必付出代价。听我说，我的好人，停止这种反驳。‘练习一下积极生活的甜美音乐，从你为了变得聪明而受到驳斥的地方开始。把那些精妙的东西留给其他人’——无论我们应当称之为愚蠢还是胡言乱语——‘它们会使你独居空屋’，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驳斥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人，而是那些拥有生命、名望，以及其他许多好东西的人。”
面对卡利克勒的“天然的公正”主张，苏格拉底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开展批判，并阐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伦理。论证的精彩之处在于卡利克勒不得不表示同意，同时因为被牵着鼻子走几乎陷入疯狂和绝望，仿佛《威尼斯商人》中以为复仇成功却一败涂地的犹太人夏洛克。卡利克勒主张优秀的和比较好的就是勇敢的，公正就是这样的人成为统治者，并且拥有更大的利益，而自我节制的人相当于傻瓜。“事情的真相——你声称要追求的东西——是这样的：如果给养充足，那么放纵自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卓越的和幸福的；至于其他那些事情，那些华丽的词藻，那些违反自然的人的契约，完全是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
苏格拉底比较自我节制的人的生活和不受约束的人的生活，后者是有裂缝的的罐子，永远不停地装，永远装不满——欲壑难填说的就是这个。灵魂和身体都要做到公正和自我节制，快乐不能等同于好；如果一味追求强权，效法僭主，滥用权力，剥夺他人生命和财产，只能步入歧途；统治者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务是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知识教养，使他们过一种追求善的理性生活，这才是政治家的真正职责。灵魂健康的至关重要性就在于否则就会出现“提灯定损”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典故和“不是你撞的，干嘛去扶？”雷人之语。
（提灯定损：典故最早出自《上饶·玉山讹人退租纪》，原义是提着灯，照着墙，看损坏。比喻故意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成语出处：江西上饶玉山冰溪街道东门村某房东欲讹人，提着灯，照着家具、内、外墙体、蹲坑等，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并列表讹人，后经三方协调（不包括租房者），打四折赔偿肆仟人民币草草了事，后人根据此典故提炼出“提灯定损”这个成语。）
“一个真正的人也许应当停止考虑自己能活多久的问题。他不应当迷恋今生，而应当把这些考虑交给神，宁可相信那位村妇说的话，无人能够逃脱他的命运。因此，他应当考虑在他还尽可能好的时候如何才能平静地过完他的余生。”
在对话的最后部分，苏格拉底讲述了人死了以后其亡灵在冥府受审的故事，警示世人要行善不要作恶。
“一个生活公正和虔敬的人今生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会去福岛居住，过一种完全幸福的生活，不受邪恶的侵害，而一个生活不公正和不虔敬的人死了，他会去一个被他们称作塔塔洛斯的监狱，接受报应和处罚。”
“做不公正的事情比承受不公正更要警惕，一个人最要关注的事情不是‘好像是好的’，而是‘是好的’，既在他的公共生活中，又在他的私人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在某些方面被证明是坏的，他就应当受到惩罚，仅次于公正的第二样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付出应有的代价、接受惩罚而变得公正；各种形式的奉承，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无论是多还是少，都应当避免，演讲和其他各种活动永远应当用来支持公正的事物。”
卡利克勒并没有真正被说服，我们可能也没有，我们都是色拉叙马霍斯“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的信徒。但是我们都收获了警告，都仿佛不经意间被一只淘气的蜜蜂蜇了一下，它就好像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清晨我们在床上醒来，床头柜的闹钟响起，我们发现自己被无形的绳索紧紧捆缚着，动弹不得。我们无法关闭闹铃，它尖利、枯燥，以令人难以忍受的节奏滴答、滴答，永无尽头，几乎无视我们的存在，仿佛执拗而温情地陪伴我们，提醒我们，睁开眼睛，是时候清醒一点了——直到死亡降临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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