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整起事件很可以化约成这第一幕: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017年4月27日,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家中上吊自杀,只留下了一部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而小说里的那个故事,摧毁了她的一生。
书中讲述了主人公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长期性侵,而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没有办法说出口,其实是我配不上你们。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心脏某个地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破掉了,一时间心痛得不知如何是好。没有人去真正的理解她帮助她,包括她最亲爱的父母。
当她在遭受凌辱,第一反应是自我消化。而不是向自己的父母寻求帮助,为什么?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房思琪曾在家里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 “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谁?”“不认识”“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看吧,不是她们没有说过,而是因为父母在这场关于性的教育里,始终缺席。
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的看着她“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02
前几天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一篇很不错的关于性教育的文章。而写出这篇文章的作者仅仅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却对我们这代人关于性爱的看法诠释的很到位。于是我转发到了朋友圈。
一分钟后
我妈发来私信说让我赶紧把那篇文章删了,原因是我爸给她发信息质问她说:“你看看你的丫头在朋友圈发的是什么鬼东西。”
我似乎都能想象得出我爸在屏幕面前铁着脸气压低沉的样子。
失落,失望,伤心。愤怒
最后,我还是删了那篇文章,就好像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小时候从来没有在父母面前提及到性这方面的话题,即使是在长大了一些在青春期懵懂的时候也未曾与父母认真交流过这些。
就和我转发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小时候在电视上只要出现男女主亲吻的画面就会被调频道,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也没有所谓的卫生生理课,只有一节生物课本上画着男生和女生的身体特征,可是很不幸的是,那节课程直接被老师跳过不讲了。
于是我们从小灌输的理念就好像是:性是错误的,是羞耻的。就好像性这个东西是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人们不是谈之色变,而是根本就不愿谈起。
是不是有许多人在小时候经常问父母这样一个问题呢?
“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是从垃圾箱捡来的”
“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充电话费送的”
小时候信以为真却也天真快乐,长大后仍是好奇却不好意思开口问。
03
缺失正确性教育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也包括80后70后甚至是更早些的年代,在我们成长受教育的过程中,在潜意识中接受了一些很简单粗陋的,但是却长期深信不疑的是非观念。但是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以及善与恶的道德较量在挑战着我们的世界观。
于是问题出现了,我们渐渐明白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被模糊掉,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要求明确。
与我们中国性教育的缺乏形成强烈对比的有这样几个国家:早在40多年前的瑞典,关于性的教育,就十分前卫了。7岁以上的儿童接受的是基本的性教育,小学生主要学习生育知识,而大学生则以恋爱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为主。因此,瑞典才能被称为全世界“性病患病率”和“年轻女孩堕胎率”最低的国家。而较为开放的美国针对性教育材料也有着严格的分级:小学时候,性教育只涉及两性知识,初中开始普及性成熟以及一些基础的安全手段等等,高中就没有限制的开始全面普及性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还会涉及到一些性工作者或者同性恋。
因此西方国家的小孩子基本不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这种问题。
04
儿童性侵,一个大部分人都听过但却觉得事不关己,遥不可及的词。
影片《素媛》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小小的素媛受到伤害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小心翼翼的问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每每想起便心痛得不知如何去诉说。
孩子永远是纯真善良的化身,也许当我们努力的想要给孩子创造出一个美好善良的世界的时候,也应该告诉孩子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有许多邪恶黑暗的角落在发生着一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们在努力的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消除掉。
说点电影之外的事吧。
就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3—2016年的4年间,光全国法院审结的性侵儿童案件量就达到10782起,换算下来,平均每天审理的案件就超过7件,也就是说,至少每天有超过7名儿童被伤害。这些不是触目惊心的数字,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正如那句“你嫌对孩子性教育太早,坏人可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
愿我们的父母在关于性的教育里永远都不要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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