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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8日,非洲留学生红场抗议事件发生后,苏联引进的非洲留学生和苏联群众以及一部分苏联警察关系非常紧张,双方对立情绪很重,有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非洲留学生们声称“苏联人是最坏的种族主义者”,“莫斯科比亚拉巴马还要坏”,美国等西方国家乘机炒作。让苏联政府非常被动。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政府调整了留学政策,一方面降低了留学生的补贴,另一方面遣返了一批不适合在苏联学习的留学生。
这暂时平息了事态。1966年2月,苏联支持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被赶下台之后,苏联对自己的非洲政策进行了反思,并进行了“投资降级”,1954-1964年间,苏联对非洲的“投资”为17亿6千6百万美元,其中“黑非洲”4亿7千7百万美元,而1964-1974年,“黑非洲”得到的援助只有1亿9千4百万美元了。
但是那些因为行为不端被苏联赶走的非洲留学生有一部分跑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化身黑苏先锋配合美国进行反苏宣传,因为在苏联生活过,他们讲的黑苏段子活灵活现,比如他们把苏联大学对非洲留学生的“降分及格”的潜规则解释为苏联歧视黑人,扼杀黑人的天赋和进取心,把苏联对非洲留学生的“同伴”政策扭曲为监视政策,并且无根据的指责“同伴”是КГБ特工,把苏联对非洲留学生的高额补贴解释为收买人心的“宣传费”。美国乘机以此攻击苏联的非洲政策。
这些“黑苏先锋”在国际舆论场上给苏联带来了不少麻烦,直到70年代中期,苏联逐渐调整了对非政策才慢慢平息下去。(来源:幻想狂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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