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了新家之后，我也开始上学了。
我家的邻居是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又很和善的姓王的叔叔，他的媳妇是一个病恹恹、瘦弱的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的柔弱、美丽女子，我们叫她李阿姨。
他们有两个男孩。
我们两家走一个大门，进大门之后有两个小门，分别是他家和我家。
那时治安比较好，邻里邻居大都比较和谐，所以我们两家白天从来不关小门，都大敞着，孩子们你家我家地串来串去很是随意。
王叔和李阿姨都是比较随和的人，对孩子们的这些行为并不在意，我父母更不讲究那么多，所以门只在晚上睡觉时各家才会锁上。
可是我们家七口人挤在一个单室里，他们家四口人住一个大套间，大人有大人的房间，孩子有孩子的房间。
这让我们很是羡慕。我刚住上楼房的这点喜悦被这件事冲刷的无影无踪了。
咱家和人家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王叔在银行工作，是个科长，李阿姨在研究所工作，他们的工资就比我的父母高很多。所以他们家高工资养两个孩子，我们家低收入却要养五个孩子，如果三姐还活着，那就是六个。
这差别可想而知。
王叔家偏偏还人来送往，经常有客人提着水果、糕点、衣服和玩具来他家串门求王叔在银行帮他们贷款。
人家那两个孩子是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玩有玩，而我们家孩子能填饱肚子不饿着就是天大的事。
我家顿顿都得吃粗粮，高粱米和窝头都"拉嗓子"，我根本咽不下去。买大米、买面要粮票，那点粮票根本就不够我们家这些饿鬼吃。
好在母亲在粮食管理所工作，有些优势，不然真的保不齐这七口人能不能顺顺当当地活下来。
粮店偶尔生产些"“压面条”，面条头可以便宜卖给母亲这样的内部人员，这些“压面条”也不走粮本，我们家便整天在厨房的饭桌上堆满了各色的面条头，再不就挂满一绳子一绳子的面条，像挂国旗一样，苞米面、高粱米面偶尔也有白面的各色面条，这些面条必须晾干，不然就坏掉了。
粮店里还有掉在地上的"土大米"，就是给别人称粮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大米，用扫帚搂起来便宜卖给内部人员，母亲买回家，给我们吃。
她早晨给我们下达任务：挑大米。告诉我们挑多少煮多少，我们几个孩子为了吃上一顿白米饭便兴高采烈地趴在桌上瞪圆了眼睛，一粒一粒的扒拉出好大米，一边扒拉一边比赛看谁挑的最多、最快。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吃上一顿溜饱溜饱的白米饭。
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吞着大米饭，也不好好嚼，都想着赶紧去抢下一碗。
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给我们炸一些麻花，便是我们最好的零食。有一次过节，母亲炸了一大盆的麻花，他给我们每人分几个，就把那盆麻花送到了厨房一个很高很高的柜子上，我们的个子矮，够不到那盆麻花。
母亲白天去上班。二姐比较馋，就想方设法地去够那盆麻花，够不着，就让我和四姐协助她，她站在我俩的肩膀上去够那麻花，结果没站稳，那盆麻花被她够着了一个边，那盆一倾斜就扣了下来，那些麻花刚好扣在父亲早上刚刚刷了油漆还没干的暖气片上，一盆的麻花就这样全沾上了红色的油漆。
我们几个吓坏了！母亲回来拿着棍子照着我们的屁股就是一顿胖揍。没有办法，她只能让我和四姐去倒掉，我和四姐可怜那些油汪汪、美滋美味的麻花呀，我俩拿着筷子在里面扒拉来扒拉去，找到没沾上油漆的地儿就啃上两口。
所以就我们家这生活状态，试想想邻居家的生活对几个小孩子来说得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那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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