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我只知道钱的好处,不知道钱的坏处”。在中国文人中,如此爱钱并公开表达爱意的,她还是第一人。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文人大多视钱财如粪土,一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道尽了文人的清高孤傲。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文章写得好的人皆去考科举,中榜之日,便是光宗耀祖之时。利且不说,名就足矣载入青史。为官作宰,政绩且不说,若能守住一身清贫,便能令人称赞传颂。
曾国藩主张:“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君且看河上熙熙攘攘,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
同样是披上了世俗的外衣,名却高雅得很,利却只能庸俗万分。张爱玲却说:“卖文跟卖身的性质一样,前者是兜售灵魂,后者是出卖肉体”。
儒家倡导行为入世,却强调追求出世。在努力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要求少索取,最好能做清心寡欲的道士。
这种付出与收获远不成正比的本质为封建当政者所提倡热捧,导致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迂腐不堪。追名逐利抑或对金钱表现出渴望者,皆被归为俗人。
而张爱玲,便是一身俗骨。而她却俗得精致利落、可亲可敬。比那些假装不爱钱抑或鄙视金钱的人来得真实真诚。
中国文人恪守清规戒律,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从本质上看,太过压抑自我,又怎能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张爱玲读高中时,父亲与继母云里雾里吸食着鸦片,对他们姐弟俩的学业生活皆不上心。
张长个子了,只能穿继母的嫁前旧衣。当全校女生皆着清秀素雅于一身时,独她穿着臧红色旧棉袄,那份另类足以挖洞遮羞。
当她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并斩获多个全额奖学金时,她将大部分奖学金拿去做衣裳。自己设计衣服款式,并让裁缝师傅量身定制。这份享受,不尽是奢侈,而是对少年时期自卑心理的一种自我补偿。
张茂渊戏言,张爱玲父母皆高雅之辈,从不提钱。而张爱玲却对钱在意得很,落得一身俗骨。那是因为张的父母不用靠自己赚钱,张志沂靠着母亲的嫁妆,养戏子、包场子、吸鸦片。
而黄逸梵从欧洲留学至各国游历,靠变卖古董维持名流生活。到了张爱玲这一代,她只能利用她仅存的天赋——写作来为自己谋生计。
当她捧着作品去拜访多家出版社时,写作于她而言,成了一种职业。是上海的沦陷成就了张爱玲,一朵从废墟中开出来的玫瑰花。
黄逸梵在电车上对张说,一个女人,要想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首先得从经济上独立。张爱玲做到了,她将写作当成毕生事业,并在文坛上大放光彩。
张爱玲对人性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半生缘》中,曼桢对世钧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不仅是青春,还有早已变质的感情。
当世钧知道真相后,请求曼桢与他从头再来,而曼桢最后还是带着孩子离开上海了。曼桢心里清楚,世钧除了本性的懦弱,更多的是离不开现在的生活。
人到中年,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感情都成了不确定、不可控因素。那年轻时的三五年一旦过去,便如同一生一世般定下结局,任何人也无法改变。
看完《金锁记》,许多人鄙视七巧最后只剩下钱,活活让金钱锁死了自己的灵魂。而张爱玲写下的结局,也许是最好的安排。
封建社会中,小脚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丈夫病逝后,她应当守寡一生。感情上又受骗,故山盟海誓都不如金钱来得妥帖安稳。
她将钱拽得紧,莫若感情如纸、人心凉薄。而冰冷冷的金子,反而温暖人心。
张爱玲未离开中国时,大部分时间与姑姑同住。至于家费对半,她与姑姑从来是锱铢必较的。在当时,她已是响彻文坛的新星,稿费颇丰。
而钱财的分明只是表达了她为人处世的一种态度:人与人最好的相处之道,不是相濡以沫的亲密无间,也不是相忘于江湖的决绝寡情,而是两不相欠的清澈分明。
把账算清楚,没有人情的束缚与互相亏欠,亦不用为日后情感变故而暗生嫌隙。
人生荒凉的底子、人心凉薄易变的规律、遗世独立的洞明寂静都被她一支笔所描绘刻画,入木三分、鞭策千里。情场如战场,她照样杀伐决断、不留余地。
胡兰成被作为“文化汉奸”通缉逃亡至武汉,不出半月便与护士小周不清不白,后逃至浙江温州,又与同学之嫂范秀美结为夫妻。
张爱玲千里寻夫,只问他一句:“你到底爱谁?”这样精明处世的女子,竟为了一段无果的爱情在归去的船上失声痛哭。
在胡兰成的博爱滥情面前,她得了感情洁癖,如果胡对她的好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同样会给予小周、小范甚至更多,那这种廉价的滥情是她所厌恶痛恨的。
回到上海后,她将三十万的稿费寄给胡,并附上一封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用钱来解决一段无法继续的情,张爱玲做得漂亮。因为余生,她再也不见胡兰成。
今日清闲,饮茶看书。适合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张爱玲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故事也该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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