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说，同性恋古已有之，就像左撇子一样，不是病。

2000年12月20日20:05，如果你把电视调到湖南卫视，会看到一档名为《有话好说》的节目。

主持人马东正举着话筒，询问观众对同性恋群体的看法。

台上坐着三位嘉宾：导演崔子恩和画家石头，他们是中国内地最早一批出柜的同性恋者。

还有一位研究酷儿文化的社会学学者李银河，她是异性恋。

李银河在节目中说，同性恋古已有之，就像左撇子一样，不是病。

她预言中国早晚会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去掉。

这个预言很快成了现实。

时隔5个月之后的2001年4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修订了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实现了同性恋非病理化。

第一次以社会学学者身份进入公众视野的李银河，也因此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异端”。

< 旧金山同性恋彩虹旗 | 李银河 >

在此之前，人们对她的印象停留在“王小波的遗孀”。

作为中国第一个性社会学女学者，她研究的课题涉及酷儿文化、虐恋、多边性关系、婚前性行为、婚姻制度的消亡……

无论拎出哪一个，都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冲击着大众的传统观念。

19年后，据央视网站上的一项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显示，有61.1%的网友对同性恋现象表示理解并支持。

而清华大学的一项抽样调查则显示，国人婚前性行为比例已经超过70%。

人们才恍然发现，李银河的“前卫”，折射出了人们的认知局限。

她不仅在王小波的眼中是可爱的，在我们的眼中也是可爱的。

   

1. 一粒微尘的疑惑

7岁之前，李银河原本叫“李三反”，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当时当地特有的。

出于男女平等的观念，她随母亲姓，在人民日报社宿舍这个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这样的“越轨事件”算是常态。

名“三反”是受了当时社会运动的影响。

上小学后，她发现同级的好几个孩子都叫这个名字，于是果断改了名儿。

北京师大附小高干子弟如云，难免也会生出一种攀比的情绪，课间总有同学吹嘘自己住的大院和参加的俱乐部有多么高级。

李银河的父母在报社工作，没什么可比的。

但这事儿却让刚上小学的李银河小朋友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

在她心里成不成功不重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最要紧的。

这种特立独行的特质被埋得很深，直到上初中，才开始冒出头来。

小学毕业，本可以顺利被保送到北师大一附中，可她偏不。

任凭老师怎么劝，还是一门心思地考到了北师大女附中，

能考上这所北京录取分数最高的学校让她觉得特骄傲。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来临，这种快乐很快就被痛苦和恐惧所代替。

< 李银河与父母 >

因为父亲被污蔑成叛徒，受此牵连，她被划为“出身有问题”的人。

从未受过挫折的李银河瞬间跌到谷底，感到很委屈。

每当出身好的同学在班里召集“自来红”起立，她就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情绪里。

被怀疑冲昏了头脑后，她把这一切都怪在父亲的头上。

回到家，她摘抄了一段语录贴在书房里表示抗议。父亲倒是没有生气，但没过几天悄悄地把语录摘掉了。

一天清晨，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闯进她家里，把还没起床的父亲揪起来去陪斗。

在一片骂声里，李银河再也忍不住了，冲出房间朝他们大喊了一声：你们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房间里瞬间安静，谁都没想到这个看似温顺的女孩，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

社会的不公给李银河上了一课，从此她对任何宣传都抱有一丝警惕，留给自己独立思考的余地。

紧接着学校停课了，李银河先是跟着同学乘火车四处串联，随生产建设兵团去内蒙古种地，然后又到山西农村继续艰苦劳作。

< 内蒙古 | 李银河 >

戈壁滩上的景象一年到头别无二致，风沙很容易把人的性格磨砺得粗糙干冷。

日复一日无意义的劳动，让很多年轻人以为自己会在这种无望的生活中耗尽下半生。

精神生活的苦闷比物质生活的匮乏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李银河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开始思考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在日记里，她把自己比作一粒小小的尘埃：

我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一粒微尘的美好与否有谁会去注意呢？世界照样会美好地存在下去。

集体主义的浪潮里，李银河积攒着对生活的热情，自我意识像爆炸物一样，只需要一粒火星儿，就能炸裂。

可这粒火星儿在哪呢？她感到疑惑。

     

2. 你好哇，李银河

“你好哇，李银河！”

自从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出现在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里之后，不知有多少人把“你好哇，×××”的句式，当作爱之暗语。

在情话界，王小波当之无愧地稳坐第一把交椅。

对于李银河来说，王小波就像那粒火星儿，点燃了她探索生活的热情。

< 李银河 | 王小波 >

“文革”结束那年，李银河刚从山西大学毕业，在光明日报社工作。随着几篇文章被评为范文，她已在业内小有名气。

而王小波因为初中没毕业，从云南插队回到北京后，窝在一家全是大妈和残疾人的街道工厂，整日靠写小说解闷。

在那里，王小波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绿毛水怪》。

小说被密密麻麻地写在一个有漂亮封皮的横格本上，在京城的文学青年中广为流传。

李银河从一个朋友那里得来这份手稿，虽然写作手法相对稚嫩，但她却被陈辉和妖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小说里，主人公最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恰好也是她的最爱。

这种巧合，让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这个与她心灵相通的作者见一面。

与王小波初次相见的经历，并不像李银河所想的那样美好，因为王小波“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但王小波却对李银河颇为心动，没过几天他又跑到她的单位来聊文学，谈天说地的间隙，顺便表了白。

由于两人当时的身份背景过于悬殊，李银河把这段恋情描述成“男版灰姑娘”的故事。

她说：小波这个人浪漫到骨子里，所以他才能对所有世俗所谓的“条件”不屑一顾，直截了当地凭直觉追求我。

在李银河眼里，王小波是真正的文学天才，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灵，所以即便无法靠写作维持生计，也不能让它荒废。

王小波曾问李银河：如果将来自己没有成功怎么办？

李银河认真地想了想，回答说：即便没有成功，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

这种“精神高于一切”的生活方式，后来被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表述成“喝风屙烟”的日子。

在美国留学时，靠李银河一个人的奖学金只够吃饭和付房租，生活十分拮据。

为了攒钱旅行，李银河在饭店大厅当服务员，王小波因为语言不过关，只能在后厨刷盘子。

后来两人买了一辆老旧的福特车，开始自驾游美国。

他们在新奥尔良的裸体酒吧面红耳赤地看脱衣舞演出，在萨瑞索塔的海滩捡海螺，在迪士尼乐园像孩子一样玩耍。

在一次事故中，福特车寿终正寝，两人搭车从匹兹堡穷游到洛杉矶，再搭车返回，游览了大峡谷和黄石公园。

一路上走走停停，为了省钱，他们只能住在汽车旅馆，运气不好时不得不露宿帐篷营地。

后来他俩又去了趟欧洲，经常在火车上过夜，蜷缩着身体躺在沙发长椅上睡觉。

在旁人眼里，这种旅行方式简直就是自讨苦吃，但他们却自得其乐，沉浸在沿途的风光里。

两颗有趣的灵魂融合的结果是，李银河身上有王小波自由浪漫的影子，而王小波身上则被赋予了李银河开放的气息。

在美国念书时，李银河翻译过一本名为《人类性行为》的教材，从此萌发了对性社会学的兴趣，一度想在北大开一门课。

可惜在那个性压抑的年代，这被视为上不了台面的学科，未能成行。

好在这并没有熄灭她的学术热情。

就像她支持王小波写作一样，王小波对她的学术研究也是倾力相助。

在调查同性恋群体的生活状态时，小波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常被派去当“线人”。

他是李银河的第一读者，有时看着看着，写作的瘾上来了，还会帮着写上一段。

因为文风太有个人特色，十几万字的文稿中，很多熟悉王小波文字的人，一眼就能分辨出哪段是他代笔的。

后来，他们两人干脆合著了一本《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20多年间，李银河和王小波默契得就像彼此肚子里的蛔虫，从未红过脸、吵过架。

在海德堡一座小山的长椅上，有她和小波刻的字，他们约定等到老时再来看，可惜，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

王小波离世后，李银河像反刍的牛一样，不断回味着两人共同生活的时光。

对她来说，此生能得王小波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已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再无所求。

   

3. 坦诚地谈性说爱

据李银河自己说，她的虐恋情结从小就初见端倪。

电影《农奴》和《多瑙河之波》里的虐打情节令她如痴如醉。

翻开古代典籍，她能轻易地找到其中羞辱、鞭打和虐待的情节。

她曾经对这种虐恋倾向感到羞耻，检讨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性。

不断地反问自己，这种偏好真的可耻吗？难道仅仅因为不被人理解，属于少数，虐恋就应该被唾弃吗？

从法国社会学者福柯的著作《性史》里，她找到了答案：

虐恋只是人们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一种对身体快感和人际关系的创作。

对虐恋的热情和对这个世纪的好奇，成为了后来她研究的动力。

20世纪90年代初，她开始做搞同性恋研究那会儿，流氓罪尚未废除。直到1997年，流氓罪被删除出修订后的《刑法》。

1998年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第一版就发行了10多万册。

随着观念的开放，这本书放在今天来看，或许有点儿过时。但在那个对“性”集体缄默的年代，这是为数不多的正经说“性”的中文著作。

王小波很欣赏李银河对性的坦荡，他曾在《另一种文化》里记录下这样一段往事：

念书时，曾有女同学故意装作不明白“太监”的意思，班里的其他学生也跟着应和表示不懂，只有李银河一个人红着脸跟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太监”。

王小波曾说：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

如今，斯人已去，只有李银河依然保持着这份勇敢。

面对“社会渣子”“伤风败俗”“淫乱大师”等等诋毁，她表现得很淡然。

面对性、性取向和婚姻制度，李银河说：人应当享受自己的身体，满足欲望。

4. 爱情面前，性别无足轻重

王小波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李银河像丢了魂一样。

为了让她早点走出来，有个朋友邀请她去参加酷儿聚会，全当散心。

可到了现场，她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反而感到更加落寞。

正当她准备回家时，一个人走了过来，向她搭讪，这个人就是大侠。

大侠是个跨性别者，生理性别虽然是女性，但心理性别却是男性，外表看起来也十分男性化。

初次见到李银河，大侠就心生好感，但李银河却只把他当作研究对象。

两人第一次单独见面约在了麦当劳，李银河带着纸和笔全然一副调查访谈的架势。但大侠却把这当作了他们的首次约会，结账的时候坚持自己来买单。

因为对女性没有兴趣，一开始李银河心里是不接受大侠的，但在大侠的热烈追求下，她渐渐地被感动了，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

在李银河看来，大侠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带她走出了失去小波后的痛苦。

李银河喜欢看电影，大侠就陪着她看，但每次电影演到一半，大侠就到梦里与周公会面去了。

大侠喜欢打麻将，李银河也跟着学，不过一输钱她就心慌，只能在电脑上玩玩，过把瘾。

与王小波一起过的“喝风屙烟”的神仙日子不同，大侠帮李银河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给了她世俗却美好的平凡生活。

因为大侠喜欢小孩儿，他们就领养了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取名叫壮壮。

李银河像所有母亲一样，会为这个小生命的成长而感到惊喜和感动。

如今，她与大侠已经相互陪伴了二十多年，再一次感受到了爱的美好。

在爱的面前，身份、地位、年龄甚至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

   

5. 一粒微尘的美好

李银河很喜欢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退休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威海。

她隐居在这儿6年，和梭罗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每天起床后写作、阅读、看电影、去海边散步。

在山西大学念书时，她曾经怀揣文学梦想一头扎进书里，疯狂阅读。

后来遇到了王小波，她把这份梦想寄托在了他身上，转身做了学术研究。

这导致她无论写什么，总有一股论文的味儿。

转眼，她已到了耳顺之年，却依然记得年轻时对生命的思考。

她在新书《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里写道：

自我感觉已经进入了人生化境，物质生活舒适中和，人际关系清爽温暖，精神生活平静喜乐。无欲无求，自由自在。

20多岁时，她曾为自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感到难过。

在过去的40多年里经历的人事，让她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面对这份渺小。

正因为人生短促，才能让人放下一切。

散发全部热情，追随平等和自由，享受快乐。

唯有爱与美不可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