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题目必然与家乡有关，也必然与乡土有关，但与思乡无关。
之前写过许多关于家乡的文章，无论是满怀深情的，还是沉浸于回忆的，又或者是扎根于家乡饮食的，都是基于情感的，离家太久，仿佛记忆里只剩下家乡的平静和祥和，街头巷尾热气腾腾的小吃铺，然而，如果只是如此，家乡便不成其为家乡。
万事万物总有两面，每年放假回家，或许心有喜悦，马上就可以见到爸妈，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不会有道路的陌生，语言的陌生，以及风俗的陌生；但也有害怕，有些没完没了的、没来由的“聚焦”要开始了。
早些时候网上有许多段子，专门应对那些过年回家时亲戚朋友的逼问，关于学业、事业、工资、婚配、孩子、住房……他们恨不得在你身上装个摄像头，密切监视你在学校期间的一举一动，然后对比高下。
死党A在谈起这个时“咬牙切齿”，她说，“超级想在她们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甩一句‘关你毛事，吃你家米了？！’”但是如果真这么做，爹妈脸上就挂不住了。
前段时间翻了翻去年买进的《乡土中国》，对费孝通先生的论述颇为赞同，乡土世界里的人们在“小国寡民”的思维方式里存在了太久，可是他们既学不会“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又无法保持着小国寡民，因为他们要婚配，生育，繁衍后代。他们习惯以年龄來作为相互之间问候的言语，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集体潜意识——利用长幼来规范最初的社会谱系，于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压根就不认识的某某，可能和自己有一层说不清楚的亲戚关系。
我的家乡SQ，我无需去过多介绍它的历史，因为作为一个东部小镇，它并没有太多独树一帜的地方，水陆交通为这个小镇打造了一个辉煌的20世纪，争得了“闽东小上海”的美誉，可是它似乎也就停留于此，不再有太大的突破。杰克·伦敦提起过的生存法则对于一个小镇而言也是适用的，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也有泯然众人的时候。
这个小镇不大，人口密集，建筑密集，镇中心要道和商业街要道颇为狭窄，交通间歇性混乱，红绿灯在这个小镇是不实用的，因为这里的人们习惯了观望左右而过马路，人与车，需要达成一种默契，好在这种默契达成了许多年。走在街头，似乎谁与谁都是认识的，楼下叫卖的商贩，农贸市场里赤裸着上身的屠夫，以及某个巷子里静默不语的老妪，可能就存在着一种需要细细分析的亲戚关系。一丝异样出现在街头，下一秒就会人尽皆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以至于所有人不习惯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生活，总会在别人身上瞟几眼，哪怕只是好奇。
第一年回家，剪短的头发和干脆利落的中性打扮出现在街头时，我可以感觉到身后的眼睛和身旁的指点和耳语，但穿梭在城市中时，人人都是匆忙的，无暇顾及其他人，而当处于这种境地，我便有些不适应，这种不适应驱使我快步离开，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但事实上，只是觉得，不适应。
他们会问我的父母我的性别，无论是出于玩笑还是好奇，都让我觉得可笑，毕竟在不久前，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谈论起我的未来，就像一位城市规划者。这种情形会习惯的，正如第二年回家时，便不再在意这些，兴许是潜意识里已经模糊了自己的性别，又或者，他们的不知疲倦让我觉得老套。
“这个镇上没有人是像你这样的。”
“可我去的城市习以为常。”
类似的对话总会发生，尽管我早该知道，这个小镇习惯了一种相对平稳的生活，容不得太大的转变和异类的出现，乡土世界，因为密集，所以容易炸锅。一些时候，本能的嫌弃和无奈油然而生，试想，也许许多人离开故乡，除了生计所迫之外，便是一种自我打破，有些时候，人们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不高，不要做那只深井里的蛙罢了。
在这样一个相对浓稠的人群里，建筑显得不伦不类，分不清现代还是古典，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遮挡了老旧的房屋，也构建起了人们强制性的自我升格，立足于这个土地，做一点像样的进步，但骨子里，被小镇浓密的传统酵母闷得散发出了酒香。传统的礼治教化被过滤得剩下最核心的一层——长幼有序，这种乍一听不以为然，实则盘根错节的习惯让所有人在一种淹没了道德是非的前提下机械地进行着血缘关系的维持，看似温暖，实则冷漠。
新镇区和老镇区，我还是会选择在老镇区闲逛，无关那里的人，只是还有些老房子存留着，上个世纪的记忆，这个小镇的过去，爬满青苔的屋瓦，绵延几里的骑楼，潮涨潮落的江畔。当把所有不相干的东西都过滤了，这些东西还是值得回味的。
这个被包围在群山之中的小镇，人们的视野因他们的选择而变化，街头还是充斥着狂妄和狭隘的乡土世界劣根，亲属血缘之间的一种现代化冷漠在相互的距离缩小之间被无限放大，像一锅浓稠至极的粥。
每年回家还是会有一种忐忑和喜悦交织着，只凭着那一种亲缘牵挂和故土情怀而度过在家乡的日子，偶尔的担忧和沉默，总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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